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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回顾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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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论文对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进行总结,主要内容有二,一是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以相关研究成果为分析对象,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进行回顾;二是剖析近年来学界在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思路,对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研究范围的发展趋势作出说明,以使今后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较清楚的学术起点。

关键词: 20世纪 /近代中国/外债/学术史

受不同时期的不同学术环境的影响,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立论角度各有侧重,运用方法也有差异,因此在回顾某一领域的学术史时,仅仅罗列成果是不够的,还要剖析这些研究成果背后反映的学术脉络和时代背景。本文结合不同社会环境所提供的不同学术条件,回顾20世纪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学术演变,并力图总结近年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的基本思路及发展趋势,以冀对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有所推进。


一、 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中国近代外债史的专门研究,肇始于20世纪20-30年代。时值财政问题突出,为了摆脱困境债务危机,有关部门对外债资料进行了初步整理,如交通部编辑有《中国铁路借款合同全集》(1922年)、《交通债款说明书》(1925年4月)、《交通部经管各项债款说明书》(1927年4月);交通部电政司编辑有《交通部电政债务史》(1936年);财政部编辑有《财政部经管有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财政部经管无确实担保外债说明书》(1927年7月)等;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辑有《中国外债汇编》(1935年)等。
资料整理之余,一些学者研究外债史,如中国银行的《中国政府的债券与债务》、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1929年)、万籁鸣的《整理中国外债问题》1,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2、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3和《民国以前关税担保之外债》4等均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此时,各国在华银行也进行了外债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的研究,一些银行的总经理、总会计师在报告银行业务时,对外债问题有专门说明,并撰写了专题研究报告,粗略算来,有贝林的《中国的外债》5、孔士的《中国的国外公共债务》6、菲尔德的《美国参加中国银行团的经过》7、亨利·巴尔的《中国外债研究》(1934年1月1日)8、田村幸策的《支那外债史论》、土屋计左右的《中华民国的国际信贷》9等。
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外债资料整理继续进行,如交通部编辑的《交通部债务汇编》(1943年11月)涉及了铁路外债和电政航政外债的举借、偿还;财政部编辑的《财政部经管外债说明书》(1947年)说明了战前外债、战时外债和战后外债的情况。由于抗战时期政府举借了一系列的外债,一些学者立足现实,研究了外债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表现,撰写的论著有:《甲午前中国外债考》、《从六国银行团到善后大借款》、《民初善后借款之交涉》、《中国铁路外债合同之史分析》、《我国外债研究》、《庚子赔款与中国外债》、《民国初期外债与中央财政》、《清代外债史略》与《外人在华投资》10等等。
在这些外债史研究成果中,对外债性质有不同的认识。一是认为 “国际交换的发展,表现国际分工与隶属于帝国主义之下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便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之唯一而重要的表现”,外债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资本主义展开的重要动力,是有益的。二是认为不论是哪一国的外资,其在华投资大部分来自于我国工农群众的榨取、靠政府赔款、银行吸收官僚军阀存款以来及商品销售所得的利润等,再用于投资或收买农产,如此发展起来的“分工”,是“在国际金融资本支配下的一个形态,同时也是各国帝国主义支配下的一个经济”,外债的作用是帝国主义“证明财政及在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生产力,而不能发展生产力”11。“这些债务都与战争、反外、内战、政治阴谋有着联带关系”12。
具体研究以贾士毅、汤象龙和雷麦的最具特点。贾士毅利用政府财金官员之便,搜集了大量的内外债资料,撰写了《国债与金融》,这本著作对外债“现时”状况作出了详尽的说明,勾画出中国近现代外债的面貌以及与之相关的财政金融关系,缺点是描述多,分析比较浅显。雷麦以外国经济学家的身份,受纽约社科科学研究会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委托撰写有关外资著作,对诸多外资银行进行通讯调查,还到中国各地及美、英、日、法、南洋等处进行考察,书中对外资(包括外债)的数量有了比较明确的折算(如采用美元的折算方法),按照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在华资本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涉及了中国外资的结构的问题,与贾士毅的研究相比,基本上概括了外资活动的时期特征,不过受经济学视野的限制,他关注的是量的变动,没有深入探讨质变的一些根本性因素。汤象龙的成果则是勾沉诸多档案资料,讨论了民国之前赔款和关税担保外债的举借、偿还情况,是微观研究的力作。
由于外债研究刚刚起步,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外债数量与款项究竟如何还不清楚, “吾国内外债款,日益紊乱,中央如是,各省亦然,不仅头绪纷杂,已失常轨,即求全国内外债明细之表,亦不可得”13,因此研究成果以债项、数量的讨论为多。同时在研究者群体中,以经济学家或金融工作者为主导,因此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研究颇嫌不足。


二、50-60年代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研究状况
50-60年代,在外债史研究领域,相继出版了一些著作和资料丛刊,诸如魏子初的《帝国主义在华投资》、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海关与英德续借款》和《中国海关与庚子赔款》、徐义生的《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刘秉麟的《近代中国外债史稿》、宓汝成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蓝以琼的《揭开帝国主义在中国投资的黑幕》14等。
其中以《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和《近代中国外债史稿》等影响最大。《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利用《清实录》、《筹办夷务始末》、《筹办夷务始末补编》、《清代外交史料》、《北华捷报》、清政府有关抄档和奏稿、北洋政府公报以及日英美等国档案,按年编制了各时期的外债表,逐项排列借债者、贷款者、币种、款项、数额、利率,除此之外,还编辑了若干专题统计表,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由于该书主要目的是整理资料,只在外债统计表之前作简要分析说明,无法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外债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未免遗憾。《近代中国外债史稿》是刘秉麟未完成的遗著,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部述及晚清到民国外债的专著,该书三编分为“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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