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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  一导言

  无庸置言,民国时代的中国历史是由它的对外关系的性质所界定、塑造、并且最终必须依此来解释的。众所公认,在过去二十年里柯文(Paul Cohen)所称之为「着重内部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作出了许多贡献,但对于民国时代,寻求某种有特色的「中国中心」的历史表述却未必恰是好处,因为这一时代的所有大事都具有国际层面的影响。民国时代是以两个「新中国」的创立为界的:1912年的民国和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二者的成形都受到国际上各类动机的制约,而二者政府之差异则显示了国际各种影响的增强。偶有中国人受到过早期民国议会实验的直接影响,但每一个中国人将都经历了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致命的混合体制:即毛泽东所称谓的中国共产主义。

  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言以蔽之,可谓无所不闯入、无地不渗穿、无处不盛行,如德国人所言:「彻底穿透」(durchdringend )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高层外交领域里,中国的国家政权手段界定和维护了为所有汉人(以及相当一部分非汉人)声称所属的新的民族国家的版图。「中国」──1912年以前实在只是一个地理的而非政治的称谓──摆脱了受「列强」监护的地位(如果不说是半殖民地),恢复了晚清时被严重限制了的主权和自治权,自己上升而成为一强权。

  这一自后进到强权的演变在军事领域更为明显。我们只需比较两次中日战争的长短和结果。或者我们可以对比 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与民国末期中国的表现:1900年一小批西方军人就使清政府蒙辱,而在1937-1945 年的战争中国民政府耐得比日本更久。五年之后,人民共和国──它的军队诞生于国民时代──与世界头号强国装备精良的成千上万军队战成平手。军事力量部分由工业化造成,而工业化则建基于前所未有的对国际经济影响的开放。民国时代见证了一段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黄金时代」与近代国家资本主义的诞生。而没有外国的合作与投资,二者都不可能。

  这一时代最瞩目之事是试图按国际范畴自觉彻底地检讨中国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每届政府都从国际上所认同的种种「主义」中寻求合法性,从立宪主义到共产主义不一而足。而这一时代最让人迷惘之事,则是在民国末年,西方在中国之存在竟然消失得如此迅速与荡然无存,如果消失最终只是暂时的话。

  二外交:从崩溃的帝国到强权

  外交史还未进入民国研究的中心。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任何一时期的学者那里,外交政策和正式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研究从未取得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历史著作中那样的显要地位。藉于威尼斯使节信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写出了一段《王室与民族》(F ürsten und V ?lker)的历史,虽然他写的欧洲王室比民族要多些。但关于近代中国对外关系史的著作则多将贸易置于外交之前,视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一个经济、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含混不清的领域。在范围更广的国际关系领域里,现实主义外交关系学派长期主宰学术研究,视国家为追求永久利益之集体性的、理性的行为者,认为其行为是由外部而非内部因素所驱动(所谓「外交政策优先」)。但关于中国对外关系史最有影响的著作则总是将私人的和公共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因素糅在一起,搭起了一座非国家性行为者亦可做主角的舞台。

  只是在最近这种思路宽泛、方法综合的研究才被雅称为:「国际史」。在这里,外交政策不过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极可能是一种文化构成。因此对于这个学派,「映象」、「感觉」、「信仰体系」和「认知标记图」等概念至关重要。这些概念组成了一套「透镜组」。如同通过「利益」与「行为」可以观察其它民族国家一样,通过这套「透镜组」,中国民族国家的利益与行为也可被观察到。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雷诺万(Pierre Renouvin )和杜罗瑟尔(Jean-Baptiste Duroselle )综合了一大堆因素,包括认知问题、利益集团政治、人口和文化变迁过程,同时并未忘记给予权力政治和地缘政治以传统的关注。他们的著作与国际史学家的著作最为接近。然而即便在入江昭(Akira Iriye )和韩特(Michael Hunt)这样国际史大家的著作中,国际史也还是缺乏理论。

  虽然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通常理论贫乏,但它却不乏不甚完善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主义的传统强调对外关系中的经济和阶级因素,尽管它得被迫随时代的政治大势而屡屡修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共和国自身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列宁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里帝国主义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论断也仍被当作权威理论,虽然它根本解释不了帝国主义的西方在中国的各类活动。近来,近代中国史又被剔去其复杂性与偶然性,以便对其的叙述可被纳入「世界体系」学派。还有,用后现代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史学似乎并未能避开老式的政治论争,虽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 )的著作是个明显的例外。

  在这理论亢奋中,几乎无人对中国外交史进行认真的学术思考。高龙江(John Garver )、福伯斯(Andrew Forbes)、乔丹(Donald Jordan )、威斯塔德(Odd Arne Westad )、孙友利、克立福德(Nicholas Clifford )、还有下面将引用的其它一些人,虽然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几乎都不会认为自己是外交史家。或许,这是由于国际史曾追随过外交史,也就是说,有关中国外交活动的研究几乎全源自于一块狭小的中国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至今仍在做对外关系的研究。结果是,西方没有一部二十世纪中国外交史的权威之作(十九世纪中国史也一样,在英语文献中摩尔斯H.B.Morse 的著作仍未被超越)。如果要在西方文献里找中国外交事务详尽的综述,人们必须退回去查当时代人包拉德(Robert T.Pollard)、巴斯(Claude A.Buss )和列维(Werner Levi )等人的著作。中国作者们较容易写出一些外交通史,在民国时代也确实出版了几部优秀的著述,但他们的学术一直受到历届中国政府政治上的限制,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只是在90年代并且只是在人民共和国,当查阅外交部档案比台湾更为宽松之时,才出现了综合性的、大体上非政治化的、并基于档案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概览。

  与其它领域相比,外交史研究如此缺少活力,相当令人遗憾,因为民国时代的中国外交从它毫不起眼的弱小地位取得了惊人的成就。1912年的民国政府继承的不是人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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