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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亡国的缘由

时间:2007-8-16栏目:

亿,近20倍于当时的金朝。就物力来说,女真社会处于采集经济阶段,人们长期过着渔猎生活。女真贵族进入中原之初,对农业的重要性毫无认识,以致土地荒芜,生产凋蔽。如果说金朝“地狭产薄”,(43)其物力很有限,那么北宋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稳定发展和长期积累,到徽宗时,号称“中外靖绥,年谷登稔。”(44)与金朝相比,北宋显然具有地大物博的优势。就财力来说,金朝初年并无固定的财政收入。起初女真民众“无出赋税”(45),壮者皆兵,“几步骑之仗模皆取备焉”。(46)后来虽有赋税,但无一定之规,“税赋无常,随用度多寡而敛之。”(47)金太宗攻打北宋时,金朝的赋税制度仍处于草创阶段。金军南下中原,“有掳斥,无战斗。”(48)士兵除自备有限的粮草而外,主要依靠掳掠。难怪金军不时陷入粮草不继的困境,无法支撑历时稍长的战争。d而北宋初期的财政收入便多于唐代,神宗时仅钱币收入一项即达五千万贯之多,徽宗时又“天下赋入之数悉倍于前”。(49)当时人炫耀:“承平既久,帑庾盈溢。”(50)此说虽系夸张之辞,但其财政状况无疑较好。何况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军费。“六分之财,兵占其五”(51);“供军之资,十居七八。”(52)这类议论在宋代文献中比比皆是。足见,北宋经济对战争的支撑能力是金朝所无法比拟的。

即使就军事力量而言,当时金朝的军队总数不足20万,可投入攻宋战争的兵力仅12万(53),兵临开封城下者“大约不过八万人”(54)。而宋朝的军队总数则在百万左右,虽然缺编问题严重,但可投入抗金战争的兵力,仍数倍于金军。至于其装备,沈括曾指出:本朝“器甲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55)此说虽有渲染,但北宋弓管刀剑等兵器的制作水平无疑超过金朝,如宋军使用的神臂弓便是一种使金军望而生畏的精良兵器。金朝初期的兵器制作相当粗糙,中期以后的才有所改进。尽管宋人关于“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一类的说法(56),不能视为无稽之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宋、金军队各有所长。金军的骑兵虽是其特长,宋军则有步兵尤其是水军的优势;金军虽善于攻城,宋军则擅长守城;金军虽长于野战,宋军则长于近战。只要切实加以整顿并组织指挥得当,宋军足以同金军较量,金军并非不可战胜。可是金军最终战胜宋军,但这绝非先进战胜落后、强大战胜弱小,相反,正如《金史·兵志》所说,实属“变弱为强,以寡制众。”人们讲到中国古代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战役,常以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肥水之战等为例。其实,金朝攻灭北宋之战也属这类战例。


四、实因腐败亡国

应当承认,宋军与金军相比,确有差距。其主要差距既不在于装备,更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军队的素质与管理。宋军本来就问题不少,士兵员额不足、老弱者充斥其中、军事训练极不正常,将领贪财赎货、经商营利、中饱私囊、私役士兵、克扣军钩。而徽宗又将军队长期交由根本不懂军事、只知讨好皇上的宦官童贯、佞幸高俅主管。他们“自恃昵幸,无所忌惮,身总军政,而侵夺军营,以广私第,多占禁军,以充力役”,以致“全废教阅”,“缓急之际,人不知兵,无一可用”。(57)一句话,军政腐败。当时人邓肃指出:“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赏必罚,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则不然,有同时立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转数官,或尚为布衣,轻重上下,只在吏手。赏既不明,谁肯自劝?”(58)洪迈则叹息:北宋“以堂堂大邦,中外之兵数十万,曾不能北向发一失、获一胡,端坐都城,束手就毙!”(59)

岂止军政腐败而已,北宋整个朝政一团糟。徽宗本人便是北来历史上最为昏庸的君主,他重用“六贼”,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纵情声色,挥金如土,耽溺道教,大造道观。而“六贼”则援引亲故,广结党羽,卖官鬻爵,贪赃枉法,既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他们为了稳固其权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其手法无所不用其极,以满足徽宗乃至整个统治集团的穷侈极欲的需求。足见,北宋晚期政治的腐败不是枝枝节节的一般性腐败,而是全方位的、不可救药的制度性腐败。用当时人的话来说,即是:“心腹溃了!”(60)

在中国,民贵君轻、主权在民是个由来已久的古老观念。思想家如此说,是其难能可贵的理想;统治者如此说,则往往是自欺欺人的谎言。徽宗与历代统治者一样,也曾装出一付为民爱民的样子,“常恐一物失所,一民不被其泽”(61)。经常以勤政、廉洁自诩:“勤于政,庶以图天下之佚;俭于家,庶以资天下之丰。”(62)还多次作过将造福于民的承诺,如“经营欲致黎元福”(63)之类。然而这些完全是大话、空话、假话,口惠而实不至的漂亮话,最终骗不了人的鬼话。徽宗在位期间特别是其后期,正是北宋乃至中国历史上政治最腐败、统治最黑暗的时期。徽宗退位前夕,终于下诏罪已;“言路塞蔽,导谀日闻,恩幸持权,贪饕得志。”“赋致,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64)他不得不正视朝政腐败、赋役繁重、民怨沸腾这一社会现实。徽宗表示:“今日不吝改过。”(65)岂不说此诏与此话究竟有几分诚意,但为时已晚,北宋王朝再也无法苟延残喘,行将覆灭。

腐败就要挨打,首先起来痛击腐败透顶的北宋王朝的,是虽一向逆来顺受,但再也无法忍耐,虽一贯崇尚皇权,但再也不愿受骗的北宋民众。宜和二年(公元1120年)冬天,东南七路经制使陈※在上奏中,将跟随方腊揭干而起的百姓斥责为“妖贼”,并对其所谓“陵暴州县”、“恣行杀戮”的情形大肆渲染:“往往断截立体,探取肺肝,或熬以鼎油,或射以劲矢,备极惨毒,不偿怨心。”然而连陈※也不得不承认方腊起义确属官逼民反,起义群众“唯搜求官吏”,他们所到之处惩办贪官污吏:“盖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骚动,不知艺极。积有不平之气,结于民心,一旦乘势如此,可为悲痛!”他请求朝廷严惩贪官,并且预言北宋王朝势必被愤怒的民众推翻;“此风不除,必更生事。”(66)的确,方腊起义平息不久,“河朔、山东群盗蜂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延蔓岩谷,多者万计,少者屯聚。”(67)而民众起而反抗的原因仍然在于朝政腐败。徽宗对此供认不讳:“用非其人,政失厥中,徭役荐兴,使民不能自存,乃转而为盗。”(68)他连忙将宦官梁方平任命为河北、京东制置使,带领重兵前往讨平。只是由于金军抢先将北宋王朝打垮,否则这个腐败政权必将被民众摧毁。

与北宋晚期相比,金朝初年的政治显然要清明得多。北宋不仅官、民对立,而且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金朝则万众一条心,上下如兄弟,“阶级虽设,寻常饮酒食,略不间列,与兄弟父子等。所以上下情通,无闭塞之患。”北宋皇帝集权专制体制已走向极端;金朝则保持着虽然原始,但很民主的作风,“每有事未决者,会而议之,自下而上,各陈其策。”北宋任人唯亲、唯钱;金朝则任人唯贤、唯才,“如有可采者,皆不择人而用之。”(69)所有这些都形成极为鲜明的对照。史称:女真族“俗勇敢,喜战斗,耐饥渴。”(70)其实,金初的军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71)与其民族个性虽然不无关联,但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很清楚,金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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