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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对屈、宋骚赋的毁誉与承继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          一

  历时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到了顶峰,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得到空前绝后的发展。但和伟大的创作实践相比,唐人的文学理论却显得滞后,没有令人瞩目的建树,不少唐人的文学观因循平庸,即或一些了不起的诗人,对文学的本质、作用等问题,要么保持沉默(如王维),要么一谈到文学就重弹儒家诗教的老调(如王勃);或独尊“风雅”,标举“正声”;或强调教化,言志明道,而往往忽视文学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追求。这集中而突出的表现在对屈宋骚赋的贬毁上,即对“风”、“骚”两个传统取舍的偏执上。有人即或在创作实践中深受屈骚的影响,继承和体现了屈骚传统和精神,但在理论上却极力贬毁屈骚,初唐王勃堪称这方面的典型。除王勃而外,还有不少人对屈宋骚赋持非议否定态度。与王勃操 同调的是杨炯、卢照邻,紧跟其后的是盛唐卢藏用。唐人中抨击屈宋最烈者是中唐柳冕,与之同声的有肖颖土、梁肃、孟郊、李华、贾至、裴度等一批人。白居易对屈原亦多贬斥若涩讥笑之语。
  不过世间自有知音在,唐人中推尊屈宋褒赞楚骚的人也不少,清人乔亿在《剑溪说诗·又编》中说:“唐代深于骚者,自青莲、昌黎、柳州、贞曜、昌谷而外,盖亦寥寥”。此公所举,犹嫌未全,亦未尽妥,贞曜(孟郊)不能算深于骚者,而初唐史学家魏征、令狐德 、史论家刘知儿等人对屈宋都有正确评价。尤其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诗圣杜甫更是潜心学屈,深得奥旨。诗僧皎然及李德裕、牛僧孺、王茂元等人对屈原“抱忠没身”、“文横千古”都有崇高评价。其次,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皇浦 以及皮日休等,对屈骚都有所继承或称誉。至于赋诗寄意,嗟叹歌咏者,更大有人在。只是唐人不好章句,不重义理,唯以文章是务,故唐人的楚骚研究成绩,前不如汉,后不及宋,既无“治骚”大家,亦无称世的鸿制专著,甚至连一篇论骚、评屈的专文也难举出。但唐人在诗论、文评两大领域及诗文创作中零零散散,留下不少关涉屈骚的散金碎玉式的只言片语或零章俊句。本文即根据这些片言短语及其创作实践,将唐人对屈宋的褒贬毁誉,作一评价,举其典型,别其高下,为了醒目,标以小题。

            二

 (一) 屈宋导淫靡之源
  唐人中贬抑屈宋否定楚骚者,大都把精彩绝艳、哀怨忧愤的屈宋辞赋与六朝淫靡侈丽的文风视为源流关系,混而谈之,等而视之,一概加以否定。首持这种态度的是初唐王勃。在文学观方面王勃是承乃祖(隋未大儒王通),而有“出蓝”之色,都以杂文学观(与纯文学相对而言)为基础,以政教为目的,以六朝缘情体物之文为批判对象。王勃在强调文学的经世教化作用时说:文章乃圣人君子用以“开物成务,立言见志……甄明大义,矫正未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的不朽事业(《上吏部裴侍郎启》),“宜于大者远者,非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平台秘略论·文艺》),力主以文章经国,反对以文章言情,为文必“甄明大义,矫正未流”将文风问题提高到关乎政治兴衰的高度加以论述。注意文学与时代治乱的关系,重视文学的政教作用,固是其长,但纯视文学为政治工具,却不是在突出文学的作用和价值。所以他在批判六朝文风时走上了西魏苏绰、隋人李谔的老路,大发“华文祸国”之论,忽视文学的审美追求,从抨击浮靡文风出发,把屈宋狠狠地责骂了一番,认为他们是倡淫靡之风的祸根。这个意思在他的《上吏部侍郎启》中说得很明白:
    自微言既绝,斯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 张淫风于后……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 乱,虽沈、谢争务,适先兆齐梁之危;徐、庚并驰,不 能免周、陈之祸……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于代, 天下之文靡不坏矣。
他断言自孔子“微言”绝后,“斯文不振”慨叹周孔之教不行于后。把楚辞以后,中国纯文学样式发展的历史完全描写为退化史、祸国史,猛烈地攻吉了从屈、宋至六朝的一大批作家,认为屈骚汉赋浇薄淫靡流毒后世:“用之而中国衰,贵之而江东乱”。简直把后世王朝衰败,国家动乱的帐,算到骚人头上去了。本于这种认识,他呼吁唐王朝“激扬正道”把屈宋、枚马之流的“非圣之书”、“不稽之论”都“黜之”、“废之”,并表示自己决“不读非道之书”(《山亭兴序》)。这正是乃祖王通尊道轻艺,重德轻文,否定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思想在孙子身上的遣存。
  王勃的这种以儒家诗教为宗,否定骚赋持“华文祸国”之论,不仅偏激错误,而且同他自己的创作实践也是矛盾的。
  《新唐书文艺传序》指出:“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故王、扬为之霸”。可见王勃(还有杨炯)一方面起劲地作“沿江左余风, 句绘章,揣合低 ”的文学;一方面又提倡刚健、气骨,作反对屈宋以及六朝“缘情体物,雕虫小技”的文论。王勃的那篇惹得高宗大发脾气并将其“斥出府”的《戏为文檄英王鸡》,就不惟“缘情体物,雕虫小技”而已,简直就是助长“未流”的“浇淫”之作了!这样的东西是难指望“激扬正道”的,不偷偷读点“非圣”、“非道之书”的人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王勃因为玩弄“雕虫小技”而被赶出沛王府,大概吸取了不少教训,说话行文不敢再“戏为”了,所以正而八经地评诗论文了。但他“命途多舛”,一生倒霉,到虢州又几乎送掉一条命。这种“殷忧明时,坎 圣代”的不幸遭遇,情不自禁地使他的创作每每“高谈胸怀,顿泄愤懑”,在《思春赋序》中他说:
    仆不才,耿介之士也,窃禀宇宙独用之心,受天地 不平之气,虽弱植一介,穷途千里,未尝下情于公侯, 屈色于流俗,凛然以金石自匹,犹不能忘情于春。…… 此仆所以抚穷贱而异惜光明,怀功名而悲岁月也。岂徒  幽宫狭路,陌上桑间而已哉。
象这种标耿介、抗流俗、怀功名、泄愤懑、悲岁月、吐不平的创作思想显然不是来源于《诗》的“言志”,而是《骚》的“发愤”、“衰怨”了。所以王勃也马上说明自己的创作是受了屈赋的影响:“屈平有言:‘目极千里兮伤春心’因作《思春赋》。”看来他的创作受屈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他在《越秋日宴山亭序》里还曾说:“南国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气”。又颇有点钦慕赞赏意味。
  总的说来,王勃攻击屈宋,只是沿袭了儒家传统文学观,是孔子诗教,《诗大序》的回声,并没包含什么新东西。对文学本身的规律和发展趋向并无真正的认识和发现。但是这种不足,无意中由他的创作实践作了补救。他的理论是蹩脚的,但他那刚健而有骨气的创作则是出色的。他的理论属于儒,而他的创作通向《骚》。他的一些诗歌创作“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艺苑卮言》王世贞)的特点,实际上与屈原的精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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