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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艺评论的高度思想要求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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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首先就鲁迅对文艺创作的思想内容所表现出的文学性质和任务情况,来看鲁迅的评论对作品的高度思想要求。
  一部文艺创作思想内容的高下及社会意义的大小,与作家思想的高低有关,也与作家从事创作所抱的态度有关。
  人们都能回忆起,鲁迅是怎样投身到“五四”这场反帝封建文学革命运动中来的。他是自觉投身到时代革命洪流中,并自觉做到通过创作为革命而呐喊和战斗的。他后来并一再声称,他的创作,决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的那么清高,那么一无所为,而是“有所为”而发的,是为要求改良人生、改革社会的。因此,在他后期——在1935年读到叶紫《丰收》集创作稿时,十分高兴,在为集子写序言时,极其欣然地指出:“……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这种评论,正抓住了《丰收》集中作品思想内容的主要特点,无论从《丰收》、《火》和《电网外》看如此,就是从《夜哨线》、《向导》等作品看也如此。因为这个评语,对《丰收》集是极其恰切中肯的,对一切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也是极其光彩的,无论将它看作文学的性质或任务都行。应该说,这是一种新的、美好的赞许。
  还是先让我们具体了解一下鲁迅在为叶紫《丰收》集写的序言中对作品所作出的具体评论吧。
  他是这样说:“这里的六个短篇,都是太平世界的奇闻,因为都平常,所以和我们更密切,更有大关系。”接着就谈到这个青年作者在湖南反革命“马日事变”中他的革命家庭所遭受的惨变。“他的经历,却抵得太平天下顺民的一个世纪的经历,在转辗的生活中,要他‘为艺术而艺术’,是办不到的。”这就有了他的《丰收》、《火》和《电网外》等作品。鲁迅是这样评述叶紫这几篇作品:“作品在摧残中更加坚实。不但为大群中国青年读者所支持,当《电网外》……发表后,就得到世界的读者了。这就是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⑴这就是鲁迅对文艺创思想内容的高度思想要求。
  在叶紫这部集子中,无论从《丰收》和《火》这两篇作品看,或从其他篇作品看,可以看出《丰收》集中的全部作品,都是对于压迫者正义的,战斗性的答复。
  例如《丰收》和《火》这两个前后关联的作品,就确实如此。
  前篇《丰收》,写的是贫苦而又纯朴的老农曹云普,他与一般贫苦农民一样,遭受的只能是被压迫被掠夺的命运。当年是个大灾之年,他带领一家人勤耕苦作,忍饥挨饿,争取一个丰收年——争来百多石满仓的粮食。可是最后扫干净仓板,还不能满足地主、债主、甚至收捐款的保甲长的掠夺欲望。云普叔两眼一黑,昏倒了。幸而云普叔生活已不是闰土、祥林嫂生活那个年代,而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且听大儿子立秋半夜从外面回来时跟他爹谈的:现在垅上都准备抗租抗捐,“要不然,就是一场大的拚命!今晚我还要到那边去呢!”这时,他才隐约了解儿子常不在家的原因。十五六年农民会的影子突然浮上他的脑海,他笑了。这笑,是对民国十五六年农会斗争的向往,显示他的觉醒,显示他对压迫者和掠夺者将要采取的答复。
  后篇《火》,就正是写曹家垅广大农民,与周围百多里地的贫苦农民联络起来,对压迫者和掠夺者,采取了决断性的答复。这场斗争震撼了三湘中、西部的整个社会。这过程中,贯穿了曹云普及其一家人的觉醒和斗争。
  云普叔丰收的粮食被抢走后,又一次的灾难降临了:儿子立秋被地主何八雇人抓走了。一场原在酝酿中的大的事变立即爆发了。曹家垅周围都骚动起来,人群在奔驰喧嚷:“冲向何八家去!”“救出立秋!”各路的人群像潮水般涌动。云普老夫妇跑在冲击地主庄园队伍的前头。斗争的热潮更激发了云普叔一家人斗争的精神。人群冲进了何八的庄园,抓获了恶霸何八和狗腿子。接着一路路人群向联系好的雪峰山转进,与工农红军汇合。这在三十年代初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和重大影响的农民对于压迫者和掠夺者火和血的战斗。
  《电网外》,无疑也是给予压迫者战斗式答复的作品。普通农民王伯伯,在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中,遭受家破人亡——两个儿媳和两个孙子都被国民党反动军队用机枪扫射,血染大地了。在生活的绝境下,他只将走上一条人生的险途——悬梁自尽。这时候正是红军攻打长沙的战役中,显然他生活的环境,也还并不是绝境。因此,当他踏上垫脚凳时,他想起了投奔红军的两个儿子,想起自己昏倒后,红军医疗队将他救活的亲切情景,于是断然从凳上跳下来,决心地说:“是的,我不能死。我还有两个儿子,还的一群亲热的兄弟……。”作品最后这样结束:“于是,第二天,王伯伯背起一个小小的包袱,离开了他的小茅棚子,放开大步,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
  这是王伯伯对死与生的选择,对消极遁世和积极战斗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激起了人民多么美好的情思啊!
  从这里评述的两种作品的主要内容,我们看到:云普叔最后坚决跑在冲击地主庄园队伍的最前头,接着又卷进了奔向雪峰山的人的洪流中。他的道路是如此耀眼地展现在人民面前。王伯伯决然地离开他的小茅棚,“朝着有太阳的那边走去了!”作品写的是红军攻打长沙时的事情,这里王伯伯“朝着有太阳的那连走去了”。显然是朝着湖南的东边——朝着江西走去,是走上井冈山的道路。一下,在阳光照耀下,这个苦难老农的形象闪光了,他追求的一种新的美好的战斗人生,能说不是令人神往的吗?
  又如对肖红的《生死场》的评论。这是日寇制造九·一八惨案后,用炮火和铁蹄侵占和蹂躏我东三省大好河山期间,当年居住在哈尔滨市的一个有血性的中国女知识青年肖红,经过深入的观察和体念,记录下来她所见到和感受到的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的抗争。这就是1935年由鲁迅主持编入《奴隶丛书》而出版的《生死场》。鲁迅给这部书的评价是:“……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力透纸背;……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⑵事实也正如此。作品中具体描绘的哈尔滨附近的那个村庄。突然升起了日本旗,出现了宣传“王道”的汽车和飞机,全村寂然下去了。这个世界,不是沉默,就是反抗,别无选择。而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终于从沉寂中站起来了。十年前镰刀会的带头人农民李青山、老赵三等,将过去对付地主恶霸的“镰刀会”,改建为对付血腥的侵略者的“革命军”。在宣誓会上,每个人走向枪口前起誓:“若是心不诚,天杀我,枪杀我……”这是极其悲壮的,它正集中表现了中国人民坚强而又不屈的不愿做奴隶的心!这也正是鲁迅对文艺创作思想内容的高度要求。
  从以上简略的评述,可以看出,面对着叶紫和肖红的作品所反映的在反革命阶级掠夺、迫害以及“围剿”下,受苦人民——无论是曹云普或王伯伯,以及曹家垅周围百多里地的广大受苦农民,被迫走了一条抗争的道路,对压迫者给予了有力的回答,“尽了当前的任务”;以及从日本帝国主义者奴役屠杀下不愿做奴隶的中国北方人民的斗争情况看,都充分显示了当时的形势特点:人民只有走斗争的道路。面对着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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