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文史论文 >> 中国史论文 >> 正文

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  本世纪许多史学名家,从个体看,他们有的注重宏观阐发,以纵揽大局取胜;有的则专擅实证,以具体而微见长。或激越,或苛刻,或冷峻,或宽容,取向、思路各各不同。但透过编纂形式或个性风格,综合其整体精神,围绕的是同一主题,即面对现代化挑战的压力,重新认识中国。压力转化为推动变革的动力,使史学呈现出前此从未有过的蜕变,走过了为新史学艰辛创业的百年(注:本文为《走向世界与中国情怀——“中国史”世纪学术回顾》的续篇。有关世纪史学的主题及围绕主题展开的思想路向,请参见上篇。文载《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新史学:对科学实证的追求 
    新史学最初是以近代科学的姿态出现的,决定性的时间要到30年代后期。用科学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中国历史,还原客观的中国历史(那时称“重建中国历史”),这是当时新史家最崇尚的潮流,也是与旧史学赖以区别的标志。 
    在这方面,傅斯年先生的功绩最大。这倒不完全是指他个人在史学上的成就(如夷夏东西说、性命古训辩证)。胡适对傅的评论最确,说“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傅孟真先生遗著序》)。尽管今天的青年学子恐怕很少知道,但中国现代史学史已经郑重地记下:从1928年起,傅斯年先生把主要精力都倾注于学术行政,创建并长期主持了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第一个史学研究专门机构,业绩辉煌。据说他当时曾想邀另一位先生出任所长,那位先生不肯,且说:“第一流人做学者,第二流做教师,第三流才去做官。”傅先生当即大笑:“看来那只好由我自己来做了。”他本可以做成煌煌的第一流学者,却最后选择了办所。然而正是靠着先生的行政天才和人格魅力,特别是学术开拓、动议策划的非凡识力,在他连任的22年里(至1950年病逝止),汇聚并成就了近世实证最有成绩的一大群史学名家。胡适说他是实行了英国培根所讲的“集团研究”的方法,“培根三百年前的理想,到了一百多年前才由世界上一般先进国家慢慢地做到”,孟真在中国做到了(《傅孟真先生的思想》)。还有一点也极为重要,就是傅斯年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书面的、实物的),“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支配了大半个世纪实证最有成就的史家治学路向,影响深远。他是中国考古的伟业——安阳发掘和清内档明清史料、《明实录》整理等重大工程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他在上半个世纪确实无愧为中国史学界的领袖人物,中国新史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这样的学术组织天才,能不能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下结论或许尚早,似乎只能靠最后的“实践检验”了。 
        但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情节、一位人物不应忘记,那就是对新史学的创建起过“清道夫”作用的顾颉刚先生,以及由他一手掀起的“疑古”风波。 
        以怀疑开道,是新学科产生的常规。怀疑不仅总与实证结伴而行,而且它恰恰是科学革新的前提。有了怀疑,才激发起新的实证要求。在傅斯年创建史学“集团”之前,先有对“古史”真伪的一场大辩论,说明新史学的产生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20年代的《古史辨》论战,我是把它看作新史学诞育的阵痛期。 
        顾的“疑古”,除了科学主义的外来思想背景外,还包含着关乎中国本土学术的重大突破:在中国历来“经学即史学”的背景下,史学必须先叛离、摆脱经学的桎梏,才有重新审视和论析中国历史的可能。假若还是剿袭“六经皆史”的陈说,不清理层累地积淀于国史里的种种“意识形态”污染,后人最多只能在顾炎武这样的旧史学的基地上加加减减,哪来超越?哪来新史学?围绕着《古史辨》展开的那场论战,虽然没有“真正的结果”(颉刚语),但它无疑是一次史学上必不可少的思想解放运动。 
        明乎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为“古史辨”派某事某书的论断“过头”,而对疑古这一宗旨大加怀疑。说实在的,即使到了今天,地下发现比从前大大丰富了,我们仍然没有理由抹煞古人有对史作伪的事实。这类事后来的历朝历代也都有,如苏洵的《辨奸论》、高拱的《病榻遗言》等等。否则,史家对史料鉴别这一基本环节,不就可以从史学中取消?!我很怀疑,有没有“走出疑古时代”的一天?史学存在一天,怀疑包括质疑刚刚过去的“史实”永远也不会了结。至于有人说伪书也有史料价值,这完全是另一个话题。反问:不明其伪书,何来另一层意义的“利用”? 
        当时胡适、钱玄同,也还有傅斯年,都对顾颉刚的一系列疑古举动予以特别的支持。傅斯年从欧洲写回的信里,给了颉刚的疑古纲领充分的肯定,称“史学的中央题目,就是你这累层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以至认为“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你们(指搞史学的朋友)无论再弄到什么宝贝,然而以他所据的地位在中央的原故,终不能不臣于他。”(《傅斯年选集》“与颉刚论古史书”)。 
        大约在1926年归国后,傅氏开始疏离“疑古”,路向一变,转而专致于倡导科学实证。用他自己的话,叫做“从怀疑到重建”(1925年致顾颉刚信)。而这一转折也正合着发生学的逻辑——由破坏到建设的节律,新史学就是在这一过程中慢慢成形的。 
        用什么重建?当时的口号,就是胡适提出的“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这一主张在史学的真正实践,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傅斯年创办史语所。科学主义是否能成功地解决对中国历史的重新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