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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认识,获得一个确定不移的客观的、真的中国历史?看起来,我们的前辈中有不少人曾是笃信不疑的。 
        例如傅斯年先生当年有三句话震动一时: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本是史料学,史学只是史料学。建国后,凡是附和这话头的,无不挨批判。实际就在1928年建史语所的那个“纲领性文件”里,傅“大炮”的火力还有比这更猛烈的。文末是这样作结的:“我们高呼: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它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载《傅斯年选集》) 
        不瞒诸位,最初读着这些已经陌生的话语,特别到“要把历史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科学和精确)”,我私下曾不免发笑过:真天真!等读到寅恪先生的教训:“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方感受一种愧疚不安。 
        为了说明这一层意思,先得回到前面说过的“学术”与“思想”的关系上来。史学总有两个层面,客观的和主观的。新史学的创建,无疑地首先会带上主体参与者的主观色彩。这不仅是指他们史学研究的动机、价值取向,而且还包含了他们用什么不同于前辈的观念、方法,去质疑旧史,重估国史。 
        说到治史的动机,在它的背后,或明或暗地总隐含着各自的价值评判标准。如此,世纪初的思潮,必不可免地要带进新史学的初建过程里来,牵涉到“主义”之争,或者象现在说的,牵涉进关于“西化”与“现代化”之类路向的争论里来。 
        这种论战实包括了“中西文化”和“社会史”大同小异的两种论战。我觉得应该说明的,上述的争论,聚讼的中心舞台在“文化”、“社会”,而不在“历史”;论战的代表性人物对政治目标或“道路”取向的关心,远过于学术建设。这只要翻一下罗荣渠主编的《从西化到现代化》论争文选前三编,所谓“西化”论(如胡适、陈独秀)、“本位文化论”(如梁漱溟),对中国历史的论析,总喜欢一步直接进入“整体特征”的把握。他们的“历史通感”由于没有经过严格的重新研究过滤,先入为主跟着自己的感觉走,不免容易把中国历史(也包括西方历史)的特征说死。这也包括后来发展出来的“中国化”的一批学者,如张申府、艾思奇。这些人物,严格说绝大多数都不入史家之林。还有一点,是到很后才逐渐清晰起来的,就是几次“文化史讨论”都潜伏着一种隐患,开了直到今天还有极大影响的“文化决定论”的先河。“文化决定论”,究其实质也还是意识形态决定论。认定什么都最终是由文化特性决定的,与意识形态高于一切、决定一切,意味是差不多的;至少由前者走向后者,是一条畅通无阻的直道。 
        但是,若低估了这种论战对新史学的影响,无疑也是不真实的。除了史家个人的政治倾向会或多或少影响到学术的因素而外,更重要的是,论战对峙双方,从不同的方向都给中国史学术重建输送了一系列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则是史学创新意识不可或缺的能源。 
        这些“问题”大概可归纳为:中国目前的落后,是“东西”不同,抑或“先后”不同?是中国历史根性决定的,还是中国历史变迁决定的?改变落后,是按着西方的面貌来个根本改造,还是循着中国历史内在特性“旧邦维新”?中国走向现代化主要是靠外因,还是主要靠内因?假若说有内因,中国历史能够提供哪些根据?如此等等。 
        重读当年论战的文章,如同前十多年重复经历过的那样,新旧名词、概念满天飞,各以“主义”争胜,愈辩愈绝对化、极端化;时间长了,唱的人还在不停地唱,可听的人就会因无甚新意而起厌倦和怀疑。中国历史真的是象他们说的“一、二、三”那样简单吗?在争论“我”好与坏,“我”应该变成什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弄清究竟“我是什么”?“我”是怎么走过来的?即使旧史不可靠甚至有伪史的成份,那客观的真史(“真我”)又如何而得? 
        到了这个关节,史学家与政治家,以及那些随时都想变成政治家的“道德家”的分道扬镳就开始了。如果道德家看重的是“善”,政治家看重的是“利”(即富强等等),那趋向科学主义的史学家,更为看重“真”。苏格拉底的“认识我自己”,就转换成“认识我中国”。由此,关心的重点必转向认识论,亦即治史的方法——如何寻求真史?他们不再满足于演绎,而相信归纳法的运用或许更为可靠。 
        傅斯年曾经是“五四”运动的一位学生领袖,参与了“火烧赵家楼”著名事件。但在留学归来办史语所时,他的心态已大变。许多生前友朋的追忆都说到他是因不满政治而转入学问一途的。在他的文集里,能找到的最有力证据,便是1942年写给胡适的回信。此时病中的傅斯年,大约躺在病床上曾经多次为自己“放过电影”。信中对老师说道:“病中想来,我之性格,虽有长有短,而实在是一个爱国之人,虽也不免好名,然总比别人好名少多矣……我本心不满于政治社会,又看不出好路线之故,而思进入学问,偏又不能忘此生民,在此门里门外跑来跑去,至于咆哮,出也出不远,进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无成也。”(《选集》“致胡适书”)信中“看不出好路线之故”与“不能忘此生民”两语最堪回味。 
        前面说的“国亡不亡”的情结,先是化为一阵狂风暴雨,急欲用行动找出一条路来。等到“五四”“火”的热情褪尽,一大批人转向学问,就象傅斯年那样,很有点象现在说的“边缘化”。这大概就是许多学科、包括史学到三十年代都有相当建树的一个重要内因。 
        自始至终跟随一起的同事、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对所长的了解最深刻。提到傅氏办所的心意,李济这样说:“他在中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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