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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史学历程回顾二题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象》赵天仪文)。 
        新史学与“西学东渐”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中西历史、文化的比较更是热点。问题是待到我们的史学接纳西学的人文社会学科资源的时候,“西学”已经分化为对峙的两支。这就使百年的史学在借鉴“西学”以透析中国历史时,产生了严重的路向分化。 
        针对当时中国落后于世界潮流,企求现代化的历史走向,在新史学里,以批判的态度重新估量历史,应该说是主流、大趋势。批判过头,才会有另一种声音出来,但也不能说他们就没有批判性的思维。但批判的主要资源似有两大类别: 
        一种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参照座标,以自由主义为主流的欧美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重新界定中国历史的特质。这在新史学创建的前期,曾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趋向。例如中国社会历史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社会,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高度集权,专制主义,国家利益至上,没有独立的个人价值;有国家而没有社会,没有中间阶层(晚近又增加了“公共空间”的概念),没有公民意识或公民权利;是“人治”社会,人情大于法,不重法治;以农为本,主静、主和谐,发展比较滞迟;重实用,不重形式逻辑,不关心抽象思维,以及轻视工商和科技等等。这些见解也常见于社会文化各界的议论和通论(如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冯友兰等),并非完全出于史学家。但无疑它们都是基于中国史实,通过中西比较而得出的中国历史特质的认识。中西历史意韵的不同,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要数钱穆《国史大纲》“引论”说的:“西洋史正如几幕精彩的硬地网球赛,中国史则直是一片琴韵悠扬也”,“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转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 
        另一种是“以俄为师”,以社会主义的“苏式”思想观念和方法论切入批判的。以社会主义为路向的,批判的领域就更为开阔:业已存在过的社会,无论东西方、传统的或现代的社会,都必须为社会主义所取代,均属于批判的对象。因此,这一路向的历史学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五种社会形态“普遍规律”情有独钟,不自主地放弃对中西历史文化比较的深入思考,精力专注于“社会性质”、“阶级定性”、“阶级压迫”、“阶级斗争”等共性概念层面上,对本国历史文化自身缺乏深沉考察和开拓深挖,而与政治的过度关联又或多或少影响到他们的求实求真,生搬硬套的毛病很突出。 
        但是,我觉得需要指出的,即使在本世纪前半叶,社会主义思想对史学家的影响面要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宽得多,包括后来分化到另一阵营里的人物,这种影响也还存在。且不说陶希圣,傅斯年就一直自称他是自由社会主义者(罗家伦《元气淋漓的傅孟真》)。这种影响从史学角度说,主要是促进了两方面的进步:一是关心国计民生和下层百姓的生活,对社会不公正的揭示;二是重视社会经济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人文传统里,文化形态史观是弥漫性地占据着优势,高度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是历史考察视角的重大转换。有识力的史学家一般都能敏感到这种方法的价值,并不一定与个人的政治倾向相关。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就是吕思勉先生。在新史学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这一路向的推动作用,不容抹煞。但真正在这方面作出较深入研究而富创见的,则要到熟悉西方经济学原理和方法的一代学者手里,突出的如全汉升、杨联升等。 
        在本世纪诸史学大家中,吕思勉先生可能是治学心态最平心静气的一个。这与他淡泊宁定,素不喜结交知名之士,“埋头枯守、默默耕耘”(《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的为人风格极相契合。诚之先生治史多取材于常见正史,运用新史料很少,所以不容易被傅氏科学实证派看重。等到严耕望先生关于“四大史家”(二陈、吕、钱,见《治史三书》)一说出,他的地位才陡然升格。严耕望的不拘门户、慧眼识贤,令人敬佩。但先生博通周瞻(二十四史、《三通》熟读数遍)、著述极富(不少于五、六百万言),以及第一个用语体文写出通史(四册《白话本国史》,1920年起写作,1922年出版),开风气之先等等,亦属实至而名归。 
        诚之先生受家学的薰陶,早年即入史学一路,或者也可以说是自学成材。虽然也有许多论者以为他与其家乡常州今文经学关系至深(他教中学时的学生钱穆就这样说),但对先生一生影响最深远的只是康有为的“大同希望及张三世之说”,至于今文经学只是他辨析史料时选择参考的方法,后来更兼采“今古”两家,左右旁通,决无旧经学的门户之习。读先生遗著遗文,很难见到有像前述诸贤那样关于民族兴亡的大议论。其中与先生的个性秉赋不无关系,此处暂不讨论。但必须指出,先生决不是“两足书柜”,对国祸民忧无所动心的“书斋学究”。最近先生《遗文集》问世,读其时文书信,有两个特点可说:(一)先生极具平民意识。此与寅恪、宾四特重精英文化迥然有别。先生十分关注民间社会的生计,大至水利、赋役、吏治,小至百姓饮食起居,所到之处,必细为调查,对物价波动尤其敏感,至几元几分,均一一载录;更为难得的是,他奔波南北,细心询问农家生活,对他们收支负担,作了许多纪实性的报道。先生眼睛向下,关注民间基层生活,重视社会经济研究,在同辈史家中恐少有与之匹俦的。(二)对社会进化向持乐观向前的心态。他信从社会进化的观点,认为制度的变迁最为紧要,随经济而进,势异则事备,制度的不断变迁,是一定的。这同寅恪的悲观成鲜明对比,似与郭沫若相近。但从其主张自然演进(“自然”者,非偃苗助长之意)的立场看,与郭之激进,更像“同床异梦”(有一点殊可注意,先生论著绝不提及郭,似非偶然)。晚年《自述》他一生思想经历“三次变化”:由钦佩康梁向往大同,进至信服法家,1930年前后转而服膺马克思学说。先生辛亥后,因不满“政党作风”,“遂与政治卒无所与”,一生也绝少参与社会活动。因此,作为他的后辈,对其服膺马克思学说如此之早,实着有些惊诧。细想之后,似乎也不突兀。如将1930年有关遗文《沈游通信》与晚年《自述》互读,即知理想大同(“于此主义,深为服膺,盖予夙抱大同之愿”)与重视社会经济(“马克思之说……大抵抹杀别种原因为非,然生计究为[社会发展]原因之最大者”)实为先生服膺的两大内在因素,而平民意识则为更深层的心理根据,与前此的思想路向实一脉相承。难得的,他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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