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去者须缴纳３００钱给官府，由官府发给戍者。由于大多数人并不亲身赴边，而是缴纳３００钱的代役金，这笔代役金就成了一种赋税，称“过更”，又称“更赋”。
　　“戍边三日”有可能是源于古制。《汉书·食货志》载董仲舒曰：“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董说应是指周朝或是更早的时代曾经出现过的制度。古时百姓役轻，活动范围小，故有三日之制存在的可能。到了后世，这种役制已不能再实行，遂蜕变为一种税制。
　　征收更赋的记载，最早见于前引《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诏。是年为汉昭帝即位后的第十年，因“帝加元服”（举行冠礼），故免收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以前拖欠的更赋，以示恩恤。由此可知，在元凤三年以前已有更赋。
更赋应是在边境和平而少戍卒的形势下出现的。西汉的边事，大致可以汉武帝晚年为分界，此前纷繁，此后转为消歇，戍卒的数量在此前后有很大的变化。据《汉书·食货志》记载，从汉武帝元狩末到天汉初的近20年间，戍卒的人数持续增加，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时曾经超过60万人。但汉武帝在晚年改变了态度。他发布轮台之诏，“深陈既往之悔”，改行思富养民的政策，“由是不复出军”[18]。
　　到汉宣帝时，戍卒的数量已相当少了。《汉书·赵充国传》记载，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上汉宣帝书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汉书·宣帝纪》记载：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在汉宣帝神爵年间，北方的边境线上仅有戍卒数千人，到五凤年间又削减了20%。又《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夏侯藩谓匈奴单于曰：“窃见匈奴斗入汉地，直张掖郡，汉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数百人寒苦，候望久劳。”其时张掖郡三都尉仅有士卒数百人。可知在西汉的后半期，戍卒的数量是不多的。
　　不去服戍边之役的成年男子缴纳代役金。由于自汉武帝晚年起戍卒的数量开始减少，故更赋有可能是在汉武帝晚年出现，或是从那时起逐步定型的。汉昭帝以后，关于“更赋”、“过更”的记载开始在文献中零星出现。如《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向汉成帝“奏请一切增赋，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注引张晏曰：“‘一切’，权时也。”此处的“过更”即更赋，但未知所谓“增赋”是增加“过更”等的征收数额还是临时增置这些税项。又《汉书·王莽传》：“汉氏减轻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罷癃咸出。”这条材料表明，至少在西汉末年，征收更赋已是常制，而且“罷癃”——废疾之人也不能免，可知其征收范围不小。
　　到了东汉，文献中有关更赋的记载显著增多。以《后汉书》帝纪中的记载为例：中元二年（公元５７年），汉明帝因羌人在陇西造反，发天水三千人，“复是岁更赋”。永平五年（公元62年），因元氏县为明帝生地，“复元氏县田租、更赋六岁”。汉和帝永元六年（公元９４年），优恤流民还归者，“复一岁田祖、更赋”。永元九年（公元９７年），诏曰：“今年秋稼为蝗虫所伤，皆无收租、更、刍稿。”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１１０年），“诏以三辅比遭寇乱，人庶流冗，除三年逋租、过更，口筭、刍稿”。元初元年（公元11４年），“诏除三辅三岁田租、更赋、口筭”。汉顺帝永建五年（公元１３０年），“诏郡国贫人被灾者，勿收责今年过更”。阳嘉元年（公元１３２年），“禀冀州尤贫民，勿收今年更、租、口赋”。永和四年（公元１３９年），太原郡旱灾，“遣光禄大夫案行禀贷，除更赋”。汉桓帝永寿元年（公元155年），“诏太山、琅邪遇贼者，勿收租、赋，复更、筭三年”。以上史料提到的“更赋”、“过更”、“更”，应是同一种赋税。尽管更赋有时也被称作“过更”或“更”，但它并不是徭役的名称，而是与田租、口筭（算）、刍稿等并列的赋税项目，故免征时不仅可曰“复”、曰“除”，亦曰“勿收”、“勿收责? 薄?BR> 更赋被用来支付戍边的费用。《汉书·卜式传》记载：“河南上富人助贫民者，上识卜式姓名......乃赐式外徭四百人。”注引苏林曰：“外徭，谓戍边也。一人出三百钱，谓之过更。”外徭即戍边，“赐式外徭四百人”，就是把四百人一年的更赋钱赏赐给卜式。《汉书·元帝纪》：“（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复除，无以给中外徭役。”“复除”，即免除赋税或徭役；“中外徭役”，指内地之役和戍边之役。复除者多，则役夫少、更赋少，导致了外徭供应的短缺。
　　如前所述，300钱是戍边3日的代役金，3日300钱，则1日100钱。汉代戍边的役期一般是一年。《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高后五年，公元前183年）令戍卒岁更。”役夫前往边地做戍卒，若一岁而更，扣除自已应尽的戍边义务外，为他人代役３0０多日，应得３００００钱左右。据居延汉简记载，汉代戍卒的口粮、部分衣装乃至家属的口粮都是由官府供应的，因此官府大概不会将代役金如数发给戍卒。《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元年，公元58年）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 被招募的戍边士卒赐钱三万，则服役的戍卒所得的代役金有可能要低于此数。
　　在居汉延简中，有不少关于“赋钱”收支的记载。例如：
　　“未得四月尽六月秋三月奉用钱千八百已得赋钱千八百。”（８２·３３２）
　　“出赋钱二千七百给令史三人七月积三月奉。”（１０４·３５） 
　　“出赋钱八万一百给佐史八十九人十月奉。”（１６１·５）
　　“金曹调库赋钱万四千三…。”（１３９·２８）[19]
　　以上简文中所提到的“赋钱”，有可能是指更赋，或主要是指更赋。

五

　　汉代供应军费的诸赋，在按人征收的项目之外，还有按户征收的项目。据文献记载，汉代曾有军赋。《汉书·惠帝纪》载汉惠帝诏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给军赋，他无有所与。”从“家唯给军赋”来看，军赋为当时的一种赋税项目，可能是按户缴纳的。其征收面颇广，即使是通常享有复免赋役特权的人（现任六百石以上官吏与家人同居者，原将军、都尉及二千石官等），也要缴纳。“军赋”，顾名思义，是专门用作军费的赋税。“军赋”在汉代史料中仅此一见，其税额及征收情况不详。 
　　西汉宣帝时，西羌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左冯翊萧望之、少府李彊、京兆尹张敞等人曾就如何解决军费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由他们的争论可知：汉代的战争，通常以“户赋口敛”的方式来解决军费，这既是“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也是“常人之所守”；汉代有专为“军旅卒暴”而设的《金布令甲》，这条法令规定，当边郡发生战事时，“令天下共给其费”[20]。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金布律》，是关于货币、财物的法律，汉代的《金布令甲》可能与之有某种相承的关系。关于《金布令甲》，颜师古注：“金布者，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金布令甲》中所谓“令天下共给其费”，应即萧望之等人所说的“户赋口敛”。“口敛”，是征收人头税，当指算钱、口钱，相似于秦代的“头会箕敛，以供军费”。“户赋”则是按户征赋，与“口敛”一样，也是为了军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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