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文史论文 >> 中国史论文 >> 正文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轨迹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 
不错,春秋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是个很复杂的群体,其中既有大思想家、大军事家、大改革家,也有一些等而下之的摇唇鼓舌之士、引车贩浆者流、鸡鸣狗盗之雄,但无论高下,他们确实都少有后世知识分子那种令人深恶痛绝的奴性。 
    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必须看到,战国时代毕竟是个特殊的时代,当时“七雄”兼并,大打出手,天下还不是一家的天下,因此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9)的政治交易中,知识分子这根“毛”还可以飘来飘去,挑挑拣拣,没必要非附在某一张皮上不可。犹有憾者的是好景不长,当知识分子们望眼欲穿的大一统局面实现之后,从前吃百家饭的这个集团,就只能附在一张“皮”上——威严的帝国皇帝身上——求生存了,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种可悲的下场罢了。 
    可见,中国知识分子走到后来这步,并非是偶然的失足,而是一种必然,一种由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先天性缺陷注定的必然。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孟子曾非常自负地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10)但在我们看来,“无恒产而有恒心”与其说是知识分子值得自负的优点,还不如说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因为正是这点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不得不成为附在“皮”上的一根“毛”,试想,一个“无恒产”的社会群体能够有“恒心”吗?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且看一看战国时代非常流行的“养士”制度,不是什么都明白了吗? 
    所谓“养士”制度,无非是战国时代各国在政治角逐中制定的策略之一,目的是利用知识分子的“知识”致敌于死,从而夺取天下。于是各国当权者大兴“养士”之风,曾几何时,历史上那些目空一切的君主、贵族、权臣们,为了最大限度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突然间开始变着法儿地去礼贤下士,让他们食有鱼,出有车,开康庄之衢,委上卿之位,这么以来,把个知识分子刺激得空前活跃,所谓“处士横议、百家蜂起”指的就是这种场面。而知识分子们似乎也被捧得有点忘乎所以了,以为自己真的成了历史大舞台上不容小视的主角。可惜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意识到,不管你扮演的角色多么举足轻重,既然你是为人所“养”,那就得为人所“用”,否则你这根“毛”就无所依附,而一根没有依附的“毛”,在一个强权社会中又有什么价值呢?。可见,中国知识分子在起步之初,他的弱点就已暴露无遗,难怪二千年后的毛泽东总是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来敲打今天的知识分子。 
    很多人不理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在他承担起理性认识这个世界的任务时,竟毅然决然地宣布“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11),放弃了对自然界的探赜索隐呢?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国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与强权联姻,为强权所“养”,那他就必须提供强权所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科学,也不是什么有关国计民生的东西,而是君王们需要的“帝王术”。以老子的“人君南面之术”和孔子的“德政仁治”始,直到战国时代的杨墨、孟荀、黄老、申韩等学派,

[1] [2] [3] [4] [5]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