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范文先生网 >> 文史论文 >> 中国史论文 >> 正文

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陈友仁(尤金·陈),英文名Eugene  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1912年初,他为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的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陈友仁政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特别是那些抨击北洋政府、褒扬南方政权的时事评论,使他在这时就与孙中山开始了神交。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揭露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陈友仁即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从此,他一直伴随孙中山左右,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
    一
  孙中山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许多助手,从早期的陈少白、陆皓东到中晚期的黄兴、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而陈友仁是1917年后才追随孙中山的,无论是时间还是资历,都不能和那些老助手相比。但他熟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法律,有高超的英语水平,洞察力也极敏锐,因此他一加盟即被孙中山委以重任,并一直随其左右,这是孙中山助手中比较特殊的一个。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而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注:《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和举行过记者招待会”(注:《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注:陈一文(陈友仁嫡孙):《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注:《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1922年4月至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避难永丰舰,陈友仁担当了孙中山和达林之间的联络员,使孙中山继续保持和苏联的联系。据达林回忆,“不久,我收到便条,要我速到东山。国民党积极的活动家之一、孙中山的密友叶夫根尼·陈(即陈友仁)在那里等我。——陈现在隐蔽在东山,每天夜里潜到军舰上去找孙中山”。他们见了好几次面,当达林离开广州前夕,“叶夫根尼·陈向我递交了孙中山给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信是匆忙写就的,用的是一张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的四裁的纸。”(注:(苏)C·A·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24、126页。)以往人们都熟知蒋介石冒险上舰保护孙中山,而陈友仁每天冒险往返东山和永丰舰,及时向孙中山汇报外界动态,却很少有人知道。
  1923年1月18日傍晚,越飞偕同秘书和翻译,登门拜访孙中山,陈友仁作为孙中山的助手,也参加了会见(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1月20日,陈友仁代表孙中山到越飞下榻的汇中旅馆进行礼节性回访,并就双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进一步磋商(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情报选译》,转引自《档案与历史》1986年第3期。)。《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他又公开发表谈话,宣布孙中山最新的政治取向,指出“孙越谈话中所含政策之最后结果如何,将视列强对俄国及对中山之态度为转移。此项结果,可为中俄间之一种有益的合作,使彼等之物产文化供世界人类之用。反之,若列强继续敌视俄国及中山,则或将迫俄华两国成一坚固同盟,而从事于其他目的。”(注:(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第150~151页。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11日。)
  1925年3月,在孙中山病危之时,陈友仁代其起草丁著名的《致苏俄遗书》,再一次重申“联俄”方针。据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两张遗嘱都这样签完了之后,另外还有英文秘书陈友仁同志,起草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由宋子文同志读了一遍,先生听过后,再用英文签字。”(注:《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会议上说明接受孙中山遗嘱经过记录》,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上,第267页。王俯民:《孙中山详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3页。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169页。)。
  陈友仁不但在工作上为孙中山出谋划策,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

[1] [2] [3] 下一页

下页更精彩: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