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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最终是否完成这个转变,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这就需要我们去研究其前期的民众观,看他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同志曾说,看一个人“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1]。本文就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众观,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两段来分析。
    一
  五四运动之前,陈独秀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基本上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他虽然去初步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对人民群众持漠视的态度。
  当时的中国,内受封建压迫,外遭列强侵略,黑暗腐朽,民不聊生。作为关心祖国命运和前途的革命者,如果不去关心广大的人民群众,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这点上,陈独秀的态度是矛盾的、双重的。
  一方面,他开始朦胧地意识到“人民”的概念,认为“国家是人民建立的,虽有土地,若无人民,也是一片荒郊,如何能有国家呢”[2]?这里,强调了人民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国家应以人民为主,“民主国家,真国家也,国民之公产也,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也”[3]。这种民本思想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此时对“人民”的概念还是模糊的,认为是指全体国民,当然也包括部分剥削者在内,他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民”应该是指广大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
  在初步认识到“人民”概念的同时,陈独秀也开始注意人民群众的要求,去关心他们的疾苦,对他们所处的不平等地位表示同情。他曾为平民无故被杀而愤愤不平,曾指出,“中国武治主义,就是利用不识字的丘八,来压迫政见不同的政党;或者设一个军政执法处,来乱杀平民。中国的文治主义,就是引用腐败的新旧官僚来吸取人民的膏血”[4]。这种反对“乱杀平民”、“吸取人民的膏血”的思想要求,无疑是陈独秀一种朴素爱民思想的体现。随后,他又进一步对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的痛苦表示同情,指出,“今天这样捐,明天那样税,弄得民穷财尽,造成一片贫民的哭声”[5]。显然,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的处境是关注、同情的。关注和同情之余,陈独秀又揭露了造成平民“哭声”的根源:“乃是有钱的人开设工厂,雇用许多穷人替他做工,做出来的钱财,大部分进了他的腰包,把一小部分发给工人,叫做工价。工厂越大越多,那小数开工厂的资本家越富,那无数做工的穷人仍旧是穷。”[6]怎样改变贫穷呢?陈独秀认为,只有“渐渐造成那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7],明确号召穷苦人民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由此可见,陈独秀不仅能够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而且能够为民着想,并指出一条救民之路,尽管不是一条正确之路,但在当时也不可能提出一条正确的救民之路,但是,不管怎样,陈独秀毕竟已在探索,这点应该值得肯定。
  另一方面,陈独秀却又鄙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称为“草野愚民”,“全国中乡鄙农民皆是也”,认为人民群众“沉梦不醒”,素质太低,“盖中国人性质,只争生死,不争荣辱,但求偷生苟活于世上,灭国为奴皆甘心受之”[8],甚至把亡国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人,天生的有几种不好的性质”[9],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思想认识。
  此外,陈独秀还把义和团运动称为“拳匪之祸”,大骂义和团运动,说八国联军的入侵“是义和拳闹出来的”,“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可见“义和团何等可恶”。所以,陈独秀主张在中国彻底根绝义和团这样的群众运动,他说:“我国民要想除去现在及将来国耻的纪念碑,必须要叫义和拳不再发生;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10]陈独秀不仅否定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革命性和进步性,而且把列强的入侵归罪于义和团,这是不合情理的。显然,陈独秀是用主观的、片面的唯心观来看待广大人民群众的,夸大了人民群众落后的一面。基于此,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的眼里自然就不会是一个光辉的形象,他笔下的人民群众形象都被描绘成“委靡”、“苟偷”、“庸懦”、“污秽”、“无耻”、“愚昧无知”、“合污远祸”、“毁节求容”的一群“游民盗匪”、“草野愚民”。这种歪曲表明,陈独秀对人民群众是持蔑视态度的,根本瞧不起他们的伟大作用。
  由此可见,五四运动前,陈独秀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问题上是矛盾的。
    二
  五四运动暴发以后,马列主义广泛传播,受其影响,陈独秀的民众观也随之发展。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给陈独秀以深刻的印象,他开始重新认识广大人民群众,重新评价人民群众的作用,认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生存”[11]。陈独秀还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的世界,不是资本家创造出来的,乃是数千年来劳动者创造出来的。我们常说“劳动神圣”,就是因为天地乃劳动者开辟出来的。陈独秀把人民群众的作用上升到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明确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这无疑是陈独秀民众观的一大进步。
  有此认识,决定了陈独秀能进一步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他们的境遇鼓与呼,他说:“世界各国里面最不平,最痛苦的事,不是别的,就是少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做牛马,机器还不如。”[12]这表明陈独秀对劳动阶级的深切同情,不仅表示同情,而且还对其造成的原因进行揭露,认为劳动阶级的生活牛马不如,是因为他们处在受压迫和受剥削的地位造成的,“诸君的困苦是从诸君都是一个被雇的劳动而来的”[13]。劳动阶级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抢去,叫做‘红利’分配”[14],结果“资本家一天富似一天,劳动者一天穷似一天”[15],“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16]。因此,陈独秀主张人民群众应居于治人的地位,并公然倒转古训,喊出“劳力者治人,劳心者治于人”[17]的口号,这不能不说是陈独秀对人民群众给予充分肯定的一种表示态度,也体现了陈独秀在某种意义上已站在人民群众的一边。
  在陈独秀重新认识人民群众的同时,仍然遗留着轻视人民群众的思想,他咒骂“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又说:“群众心理都是盲目的,无论怎样大的科学家,一旦置身群众,便失了理性。”[18]从这种蔑视群众的观点出发,陈独秀认为,“有史以来革命成功的,无一不是少数人压服了多数人”[19],俄国十月革命也是少数人压服多数人的运动。因此,陈独秀反对把国家的重任放在人民群众的肩上,认为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20]!可见,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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