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弱太久、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不仅为了讨好美国主子，也是事态所逼。严峻的事态并没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1938年10月后，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兵力已不够分配，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诸如借钱打仗，国际信用度降低；军费巨大的开支，迫使国内租税加重，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日本开始改变战略，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来，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注意力转向了国内。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9页。）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和平工作”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
　　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中国多年来一直处于各路诸侯、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除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忧虑和恐惧之外，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题。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借机统一全国、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在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发展，但不应忽视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发展的事实。国民党军队“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注：注：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并且何应钦认为：“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在数量上及素质上，均优胜。”（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二册，第9页。）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来说，坚持抗战的大旗，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而且给自身带来莫大的实惠。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当然，英、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对国民党进行劝降，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
　　五中全会是一次蒋介石开始进行统一和建设全国的会议，这在五中全会的提案和决议案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五中全会收到提案35件，通过决议案16项，涉及党务、政治、军事、财政、经济、交通、教育等多项内容，并且这些都不仅是全国的而且是长期的规划。蒋介石在五中全会的宣言里将五中全会的意义表述得很明显，他认为抗战局势已由前期而转入后期，“前期抗战之主旨，在于消耗敌人力量”，“而后期抗战之任务，则在承接前期奋斗之成绩，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地区一切抗战力量，以期获得最后胜利与建国之成功。”（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1939年1月30日）。）在高举抗战大旗下，蒋介石要“使全体国民对自身皆确立同一的救国道德，对国家皆坚定同一的建国信仰，而国民每一分子皆能根据同一的道德观念为同一的信仰而奋斗牺牲是也。”（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1939年3月20日）。）换句话说，在“适举行于抗战后期之今日”的五届五中全会上，蒋介石所要进行的是统一的努力。
　　很明显的一点是，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被融入五中全会之中了，对全国力量的统一自然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但显然出于前述对中国共产党的忧虑，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问题非常重视。
　　会议期间，李宗黄等13委员提案中认为，中国共产党“造成党国莫大隐忧”，要“作一次大清扫”，可谓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题。阎锡山称王山西，但威胁不大。冯玉祥调至中央，难有作为。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成为无水之龙。其余如刘湘、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假以时日，应可收服。并且在抗战大旗下，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如调李品仙、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急患中国共产党，它有着李宗仁、阎锡山等军阀所没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统一的思想意志、强大的凝聚力，背后还有苏联的支持。并且，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不如其他军阀易于收服和控制。如果说，蒋介石集团要借机号令全国，其最大的忧虑还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对付中国共产党单独成为五中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五中全会上作的《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顿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其重点就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来，这次会议还制定了“溶共”的方针。会后设立“防共委员会”，仅在1939年内，蒋介石集团就制定了十余项防共的方法和草案。
　　如果说在五中全会后，国共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除了五中全会后国民党进行全面、系统的防共限共外，这种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国共间的军事磨擦上。如前所述，五中全会前两党间并没有大的军事上的磨擦，而在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已不惜运用武力，军事上的摩擦日益严重。五中全会后，国共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400余人；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国共产党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十队后方机关杀500余人；企图取消中国共产党在河南确山的办事机构，制造了确山惨案等。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以约30万人的兵力，绵延千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在空军的配合下，袭占了边区5座县城。
　　在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五中全会的部分防共反共内容在此之前就已形成。1938年11月29日国民党军委会开谈话会讨论的4个问题中有两个就与中国共产党有关，其一为冀察战区苏鲁战区等人选，一为八路军游击区域问题（注：《徐永昌日记》第四册，第430页。）。1939年1月8日召开的行营防空会议，内容为“取消晋冀察边区行政组织”，当时已有“今察冀已有主席应即取消”的决议（注：《徐永昌日记》，第五册，第2页。）。实际上，自1938年冬起，国民党的反共限共活动就不断加剧，在国统区内大肆进行反共宣传。国民党在敌后成立鲁苏和冀察两个战区司令部，增派一些部队和游击武装到敌后，虽名为牵制日军，实际上主要是限制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发展。
　　总之，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被遮蔽了，当局势缓和下来后，很快凸显，这正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