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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孙中山的“国粹”观看其晚年的文化取向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孙中山晚年多次讲到欧美比我们好的是科学,是物质文明,而政治哲学、道德文明是远不及我们的。因而,他在1924年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讲中,提出要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恢复我一切国粹”,以恢复中华民族“固有的地位”(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合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1~254页。)。孙中山的这一表述,颇为中外学者关注,并引发近年来大家对其晚年文化思想的讨论(注:有关讨论请参阅岛田虔次教授《关于孙中山宣扬儒教的动机论》;李侃教授《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张岂之教授《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章开沅教授《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上四文均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唐文权教授《关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向传统政治文化归拢趋向的若干考查》(《苏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段云章教授《孙中山晚年识量的几点探测——以〈建国方略〉、〈三民主义〉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第10~11集);姜义华教授《论孙中山晚年对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赵春晨教授《从三民主义演讲看孙中山晚年的文化取向》(《学术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孙占元教授《孙中山与中国传统文化》(张磊主编《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下册,人民出版杜1999版)。)。笔者不揣谫陋,拟从孙中山的“国粹”观入手,就其晚年的文化取向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教正。
    一
  “国粹”是日本明治时代新创的语汇,译自英语"Nationality",意谓“民族性”、“民族精神”或“民族精华”(注:Martin  Bernal著、刘静贞译:《刘师培与国粹运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保守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94~95页。)。黄节在《国粹学社发起辞》中说:“国粹,日本之名辞也。吾国言之,其名辞已非国粹也”(注:黄节:《国粹学社发起辞》,《政艺通报》1904年第1号。)。中国人最早接触国粹思想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1901年9月梁启超在《中国
         ×        ×        ×是他一再强调的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和智能。
  孙中山认为,“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武力的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要使国家和民族长治久安,就需要有好道德。他以中国历史为例,总结经验教训,说“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很明显,他将恢复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作为恢复民族固有地位的前提。
  什么是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呢?孙中山认为,首先是忠孝,其次是仁爱,再次是信义,最后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孙中山对忠字作了新解释,剔除传统的忠君内容,注入新的民主观念。他说:“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他严肃批评那种认为推翻了帝制便可不讲忠字的观点,强调:“在我们民国之内,照道理讲,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中国古代以孝行为道德的根源,“百善孝为先”。孝顺是儒家伦理中最重要的德性。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注:《孝经·开宗明义章》。)。《孝经》对天子、诸侯、卿大夫、土、庶人的孝行都有规定,孙中山对此特别推崇。他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既然忠孝的观念尚有如此的价值,提倡它也就成为必要。孙中山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页。)。
  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是以仁为枢纽的德性伦理。孙中山认为,“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说中国“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的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中西交通之后,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做了一些慈善工作。孙中山认为这些也是实行仁爱,但他批评那种认为中国人讲仁爱不如外国人的观点,认为“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4~245页。)。
  讲信修睦是《礼记·礼运》篇中大同理想的道德境界之一。孙中山指出:“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他以商业贸易为例,说中国人谈交易,彼此间不需要订立契约,只要口头上谈妥了,便有很大的信用。“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页。)。“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因此,“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5~246页。)。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孙中山说:“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6页。)。“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人”(注:《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0页。)。他在1904年8月31日发表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对所谓的“黄祸论”作了回击:“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注:《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1页、第253页。)。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演讲中得出结论说:“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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