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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新文化园地里的孤独守望

时间:2007-8-16栏目:中国史论文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一首歌开始在大陆广泛传唱:“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
  它被称作“台湾校园歌曲”,很少有人过问它的作者是谁。不久前,我与友人前往绩 溪胡适故居。导游讲到这支歌,说它是胡适50年代在台湾写成的。其实,这首诗并非写 于台湾,而是写于北京;时间不是50年代,而是20年代。——只要翻开胡适的《尝试集 》,就会看到这首《希望》,写作时间是1921年10月4日。然而,且不说一般的民众, 就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有多少人读过《尝试集》呢?一部现代文学史大写着一些文 坛混混的名字,而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开山祖师,新文化运动的一代领袖,却被遮盖于历 史的尘污之下,其精神遗产只在有限的学者心中发酵。历史如斯,真让人不知该说什么 !
  此时,我由这首诗想到的,不是历史的遮盖与遗忘,而是它本身的意蕴。“诗无达诂 ”,面对同一首作品,不同的读者会从中读出不同的含义。无论胡适在这首诗中是否有 所寄托,作为读者,我从最初读到它开始,20多年过去了,每当读到或者听到,就总是 看到一个孤独的守望者的身影:他从山中带回“兰花”植于故土,“一日望三回”,盼 它开花,最后却是“苞也无一个”。这很像胡适一生的写照。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满盆花”也仍然只是一个希望。胡适就这样孤独而执著地守望终生。
  作为新文化的播种者,胡适播下了什么样的种子?苦苦守望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决非 一篇论文所能一一说清。白话文的倡导,新文学的尝试,现代学术的开创……这些都无 须多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文化转型和文明重建中所做出的选择:在保守与变革之间, 他选择了变革;在个人主义与各种群体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个人主义;在世界主义与国 家主义之间,他选择了世界主义;在向东与向西之间,他选择了向西;在民主与专制之 间,他选择了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集团中,胡适是最温和的,但历史 证明,他也是最坚定的。对于选定的路,他很少犹豫,不因新的诱惑而见异思迁,不因 乱云飞渡而迷失方向,也不会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在新旧难分、前后难辨的回流中, 这常常使他显得保守,因而失掉号召力。但是,当历史走过许多弯路之后,人们从谷底 返回,看到他那孤独的身影,却不能不承认,在中国新文化走过的路途中,在每一个迷 失的路口,胡适都曾提醒过;在每一个面临挑战的时刻,胡适都曾顽强抵抗和守护过。
      一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的确生不逢时。它刚刚开始,就遇到了国际形势的大逆转。大战破 坏了现代文明主流的自信,也使一些追随者产生了怀疑。它给迷恋旧文化的人带来了种 种幻想,也给拒绝现代文明普世价值的人提供了新的理由。于是,一时之间,文化保守 主义如同服用了还魂金丹,东方文明似乎重新获得了胜利,西化的道路仿佛真的错了。 与此同时,随着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一心想以武力夺取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在鲍罗廷等 人影响下高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它与群众运动所固有的义和团情结相会合,借着大革 命的影响迅速形成一股文化复古和排外的潮流。
  面对这一潮流,胡适进行了坚决的抵抗。1926年,他在《现代评论》和《东方杂志》 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文章开头就说:“今日最没有根据而又最有 毒害的妖言是讥贬西洋文明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东方文明为精神的(Spiritual)。这本是很老的见解,在今日却有新兴的气象。从前东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 的压迫,往往用这种见解来解嘲,来安慰自己。近几年来,欧洲大战的影响使一部分的 西洋人对于近世科学的文化起一种厌倦的反感,所以我们时时听见西洋学者有崇拜东方 的精神文明的议论。这种议论,本来只是一时的病态的心理,却正投合东方民族的夸大 狂;东方的旧势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气焰。”他说:“我们不愿‘开倒车’的少年人 ,对于这个问题不能没有一种彻底的见解,不能没有一种鲜明的表示。”他的文章是一 个明确的表示,也是一个全面的回答。他认为,那种灵肉分离的成见是完全错误的。因 为“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 物质的基础之上”。他指出:“人世的大悲剧是无数的人们终身做血汗的生活,而不能 得着最低限度的人生幸福,不能避免冻与饿。人世的更大悲剧是人类的先知先觉者眼看 无数人们的冻饿,不能增进他们的幸福,却把‘乐天’‘安命’‘知足’‘安贫’种种 催眠药给他们吃,叫他们自己欺骗自己,安慰自己。”而在这一点上,东方固有文明表 现最为突出,因为自己不能创造优越的物质生活,就说物质生活不足羡慕。胡适认为这 是一种自欺,而这种自欺等于自残和自杀,因为它无视人的生命和维持这生命所必需满 足的基本欲望。如果一种文明连人的基本的物质需要都不能满足,还谈什么精神文明? 胡适指出,西洋近代文明不是这样,“这一系的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础之上 ,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的物质上的享受;然而他也确然很能满足人类的精神上的要求 。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继续不断地寻求真理,探索自然界无穷的秘密。他 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打倒了神权,建立人化的宗 教;抛弃了不可知的天堂净土,努力建设‘人的乐园’、‘人世的天堂’;丢开了那自 称的个人灵魂的超拔,尽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行那充分社会化了的新宗教与 新道德,努力谋人类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胡适对于文明的评判和取舍都是以人作为 出发点和价值尺度的。这是他在“五四”时期早已形成的基本价值立场。这篇文章进一 步明确表达了以人为出发点和最高价值的基本观念。
  1928年6月,胡适写了《请大家来照镜子》。文章从美国使馆商务参赞的三张图表说起 ,展示了中国与美国的巨大差距。他告诉人们,中国人的吃亏在于不肯老实学习,因此 ,必须学会反省,学会认错,学会死心塌地向人学习。“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 ,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面对国民革 命带来的社会文化空气,他说:“现在中国全部弥漫着一股夸大狂的空气:义和团都成 了应该崇拜的英雄志士,而西洋文明只须‘帝国主义’四个字便可轻轻抹杀!政府下令 提倡旧礼教,而新少年高呼‘打倒文化侵略’!……”他告诫人们:“不要尽说是帝国 主义害了我们。那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话!我们要睁开眼睛看看日本近六十年的历史 。试想想何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不住日本的发愤自强?何以不平等条约捆不住日本的自 由发展?”(注:胡明编:《胡适精品集》,5卷,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他强调民族 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竭力守护的正是与西方现代文明全面接轨的文化理想。
      二
  20年代末,一场北伐战争带来了一个新的政权。像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权交替一样, 一些人为胜利而欢呼,一些人为失败而痛苦。此时的胡适却忧心忡忡,担心国民党在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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