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共同体追求的分歧

中国知识界：共同体追求的分歧

内容提要：当代中国学术界从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产生了不少与所谓"共同体"有关的评论（包括寻思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社会正义等之话语）。这篇文章将对这些话语进行对话性分析，首先分析它如何运用古今中文和欧美评论话语中的修辞作用和写作风格来产生新的表示方式，接着再讨论提出的某些当代问题以及"知识生产"职业化的现象。这种现象跟市场势力与中国政府目前所确认的全球化话语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中国思想实践在全球化现象中扮演抵抗性和支持性的角色，以近年闹起有关"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为例，该文章试图阐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实践过程中对于全球化作出的复杂反应。这场论争同时也是由盼望美满共同生活的可能性而产生的。

近二十年来，由于全球化的扩展，"共同体"（community　）的观念成为拥有不同传统与语言的知识分子们各自批评反省的重要主题。在各种特殊语境与话语体系中，"共同体"这一概念已经以完全不同甚至无法比较的方式被讨论、分析与理论化。这使得"共同体"概念无法取得广泛的一致，相反进入了看似无穷尽的论争之中。因为"共同体"概念本身恰恰承诺或呼唤着它所能提供的某种一致性与和谐性，这一概念才成为冲突升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冲突——无论是学院内相对良性对抗的形式还是散布全球的地区性严重敌对的武装冲突，都同"共同体"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当"共同体"观念被特权化并以某种方式有效激起排外性的共同体目标时，冲突的种子已经被牢牢种下了。

围绕"共同体"概念的种种理论化研究基本上都是在西方知识传统内部展开。在这些讨论"共同体"概念如何以多元方式重新阐释的理论家中，比较著名的有于尔根·哈贝马斯（J　ürgen　Habermas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　）、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以及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　）。这六位思想家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的文本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共同体"概念的内涵，使得他们的写作在学科内部以及跨学科的框架中得到许多学者丰富的重写，阐释、批评，从而扩展了学院性的知识生产。这种"文本工业"的形式超越了语言疆界。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在当代中国的批评话语中，也完全能够充分找到这些西方理论家的批评术语。

然而，汉语所采取的批评形式在很多方面也极大地不同于欧美形式。采取汉语写作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身处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还是广泛地居于欧美、亚洲其他地区或澳大利亚，都致力于在中国语境下重新思考"共同体"问题。换言之，他们的视角更集中于为中国社会的当前问题寻找答案（或至少期盼一种更深入思考的方式），而不是像欧美批评方式那样去分析与讨论不同的"共同体"概念。事实上，欧美的批评主要关注广泛地区的文化差异和少数利益问题，以及在后工业语境下的美国与欧洲的伦理、宗教的冲突。但是在"后革命"语境下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断层及其所带来的问题完全不同于欧美。中国批评话语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从西方学院内部的欧美文本资源中提取恰当的论述来解释当前的问题。同时这也使得中国批评话语疏远了西方当代批评话语把问题集中在认识论、本体论以及语言学上的趋势。西方批评话语的这一趋势并隐含地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政治与文化的谱系。

探讨共同体的方式

在西方学术界，当代对共同体的反思与特定学科或跨学科的兴趣息息相关。例如，一位政治学家可能专注于哈贝马斯重思全球化语境下民族国家及后民族国家的著作的理论联系；一位文学理论家可能强调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概念中所隐含的语言表现方面；一位哲学家则可能专攻哈贝马斯在交往能力的"普遍语用学"方面提出的理性重构的含义。在这些迥然不同的论证过程中，哈贝马斯那宏大的、系统的方案产生了不同的交往解释模型、共识、以及哈贝马斯所说的程序和民主观念及意向形成的交往预设。对哈贝马斯著作进行更广泛的跨学科思考，例如彼特·杜斯（Peter　Dews）的著作，就很关心哈贝马斯思想的奠基石——批判理论传统。这种跨学科的思考试图从某一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揭示哈贝马斯是如何产生这个强调交往的规范理性结构的社会进化理论（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

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学术话语的措辞技巧是知识生产的一个条件。在这个时代，思考本身常常受到特定的知识主张的管制和限制。这些知识主张构成了基本思想以及在现有的学科和跨学科中进行分析和解释的方法。然而，共同体观念的关联远远超越了学院的界限。它把政府、媒体、社会运动和集体利益的话语生动地描绘成一个理想，并以社会向着"共同利益"（the　common　good　）进行整合、就"共同利益"达成共识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个"共同利益"是在民主、多元文化、价值共享、正义等名义下产生的。事实上，当专业的学界人士担任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时，他／她总会发生变化，不再追求学术语言的技术精确性，而是减少前者仔细斟酌的遣词造句，以"白话"的语言加以概括。在这两极之间存在着许多的论证可能性，术语和白话可以交织运用，从而产生不同的表述效果。

因此极为有趣的是，无论是总结还是解释，对一篇特别理论化的专题论文进行粗略地处理都会使其更便于理解，只要它能够简单明了地指出该论文的"真实含义".但是这种简略化同时也遮蔽了论文的深意。然而，如果要将一篇结构复杂、论证严密的论文以自己的语言加以陈述或重新阐释某一问题，那么，对这篇文章进行粗略地处理是无法避免的，更不用说像哈贝马斯或德里达那样伟大的思想家的文集了。其实，为了发表文章而进行的创作本身就存在着对共同体一致认同的预期，因为任何作者都是为了让读者群认同他／她的观点而发表文章的。作者常常要决定如何指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论证的优缺点，并且从他们为了加强自己的论证而引用的文章中萃取精华。在这方面，在匆匆几行中就驳斥另一作者的论证，而用（几页）某些权威的资料引起读者对自己观点的深思，这种行为常常首先挑起对抗。这种对抗很可能是以蓄意地仅指出其对手论证的不充分之处而对其加以批评的形式，并以貌似中立、实则有利于加强自己地位的语言出现。

这些辩论技巧在知识分子的语言论争中被普遍采用。在一方维护自己所执著的理念与另一方进行抗争时，它们显得尤其重要。然而，知识分子的这种论争行为导致了在某一共同点上的分歧。正是由于担忧现有的普遍主义者对"有产者"和"无产者"或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群体和少数文化群体之间不对称的论说不够充分，于是，这些分歧油然而生。由此可见，对共同体的期盼和真正包罗万象的共同体理想所蕴含的意义必然存在以更大利益为名的极权主义的风险。论文中国知识界：共同体追求的分歧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WS$\Lqxv`+J%:a+)W1ilA^rDm#&(通信工程论文;Iu3?`_!UltiW7T"A`FpU

在当代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价值与利益的多元性使得基础主义和反基础主义观点之间的异议成为讨论共同体问题的一个重要论争点，共同体这一概念本身也因此显得问题重重。于是出于日常实践中的各种原因，"共同体"一词不但继续在公共话语或时髦口号中显露身影，还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哲学理论的学术话语中。在当代中国人的批评话语中，关于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和日常实际语言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总体而言，同让-卢克·南希（JEAN-LUC　NANCY）非常专业化而难以捉摸的《不能治愈的共同体》和南希·波尔（NANCY　PEARL　）毫不逊色的共同体方案之间的鸿沟相比，这道鸿沟要小一些。

中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往往集中于和共同体观念相关联的概念——诸如正义、平等、自由和民主等，而不是共同体概念本身。这个差别主要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很大程度上，共同体的想法早已被定义为中国人民（老百姓或群众）的集体或整体利益。尽管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为了加快经济改革的步伐而逐渐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但仍欠缺。这个差别至关重要，因为它指出了"中国"一词的丰富内涵以及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所坚持和问题化（尽管方式相反、原因各异）的"欧洲"一词的丰富意义之间不存在可比性。这个差别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它还源自对共同体的期盼和设想所基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特殊性。前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希望实现中国迄今从未享受过的民主，而后者（哈贝马斯、德里达等）则试图通过探测其极限和周围禁区来扩大这个已然存在的、可行使功能的民主。至于这个差别所导致的后果，我将在后文中予以详细讨论。正如哈贝马斯和德里达（作为欧洲人）所共享的"欧盟"或一个新"欧洲"的跨国经历丰富了他们的见识——福利国家体系的衰退、蜂拥而入的难民和移民、新宗教的兴起、种族和极端右翼的利益、苏联共和国的灭亡、柏林墙的坍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介入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改变了他们的观点，像汪晖、许纪霖和秦晖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同周围各种问题（例如中国官僚机构的腐败作风、快速市场化语境下的威权统治、严重的社会经济断层以及不断上升的犯罪率等等）进行着斗争，思索着其祖国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所蕴涵的共同体承诺的方式。

共同体概念所蕴涵的情感本质是不可磨灭的，因为某个国家、某个文化、某个地点、某个原因、某个宗教或某个价值与利益体系是一个人自我鉴别的标志。这种鉴别伴随着同他者的对比，是每个人日常经验感受与体会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一个群体（无论是亲密无间的家庭和朋友圈还是通过职业、联盟、党派或其他种类的地方性、全国性及国际性机构所形成的团体）的归属感对共同体概念至关重要。因此，当知识分子就"共同体"问题撰写学术论文并在会议或杂志上向其专业同行发表时，他们必须采用专业话语的措辞来稀释他们自身所处的特定归属感的情感因素。哈贝马斯和德里达正是在知识学科和跨学科内探索着现有表达方式的极限。但是，与这两位作者在有关共同体的文本中所采用的复杂措辞不同，在当代中国的批评话语中，关于如何才能实现社会正义的论争往往将理论知识用来确认或否定他人作品中的某些观点。这使得中国学者们的话语回到最初的道德评估和说明功能，同时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考虑现有问题。这种话语同德里达对共同体问题的解构方式——德里达将这种思考共同体的方式称为"没有共同体的共同体"（COMMUNITY　WITHOUT　COMMUNITY　）——所拥有的自我反身（SELF-REFLEXIVE）的特点相去甚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对共同体进行批评的左倾作者常常用积极的术语将此问题称为为中国寻找一条前进之路。中国的论争模式在许多地方同斯丹利·费什（STANLEY　FISH）在其煽动性文章《时装店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或为何自由主义者无力对仇恨话语进行思考》的结尾处以其卓越的才能宣称的立场非常相似。当费什用直白的语言把熟悉理论和批评质询的读者称作"站在我这边的读者"（READERS　WHO　ARE　ON　MY　SIDE）时，他特意在原本局限的专业话语中融入了个人真诚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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