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文献记载来看，朝鲜入塞犯二郡始于太祖王宫执政之时，但其疆界尚未扩展到塞内。及新大王伯固、故国川王男武、山上王延优（伊夷谟）在位时，由于公孙度雄张海东，形势比较平静，在公孙康执政时，甚至发生了涓奴部脱离朝鲜而直接归附公孙政权的现象，而公孙康又曾征讨朝鲜，“破其国，焚烧邑落”，4朝鲜险些亡国。及曹魏时期，发生了毋丘俭征讨朝鲜的事件，朝鲜失败得更惨。有人根据《后汉书》和《三国史记》关于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朝鲜遣将侵袭右北平、渔阳、上谷、太原的记载而断定朝鲜在东汉之时果真远征过黄河以北之地，并根据《丽纪》关于公元55年朝鲜“于辽西地方筑城十座”的记载，妄说朝鲜将其领土扩张至大凌河东南医巫闾山一带。5实际上，上述所据两条史料是不可靠的，应是一种误解误记。前条误记置于朝鲜第五代王慕本王执政时期，而慕本王是个“为人暴戾不仁，不恤国事”、民怨极大的国王，在位仅六年即为近臣所杀。6很难想象，在这样一个国君的“领导”下，朝鲜会作如此之远征。关于对这条史料的认识，曹德全同志已有中肯的分析，7此不赘述。至于第二条史料所云，亦应是以讹传讹。如果说历史上果真有过朝鲜在“辽西”筑城的事，那也不是发生在太祖王时期，而“辽西”也不是指医巫闾山之西的辽西郡，而应指小辽水（今浑河）之西的辽东郡地区。如前所述，考察历史必需首先鉴别史料的真伪与可靠程度，不能见风就是雨。辽东地区的形势发生根本的变化，当在两晋时期，而这种变化最初的迹象则是“新城”的修筑和梁貊的消失。“新城”之名最早见于《丽纪》西川王七年（276年）条：“四月，王如新城猎获白鹿。”金富轼在“新城”下加注云：“新城，国之东北大镇也。”学界公认，此“新城”即今高尔山山城（在抚顺城高尔山上），它不是在朝鲜的“东北”，而是在西北。新城之设，标志着朝鲜的领域已突破了长城线。关于梁貊的问题《丽纪》有所记载，它是位于今太子河上游第二玄菟郡朝鲜县南部塞外的貊人部落，是古朝鲜的近邻，及朝鲜五部基本形成之后，梁貊时叛时附于朝鲜，最晚见于史载是朝鲜烽上王元年（292年），而此后不见于史，说明这一貊族部落已完全融入朝鲜，其故地已正式纳入朝鲜的版图。笔者同意这种说法：今新宾县西南下夹河乡北太子河南岸的太子城的修筑年代的下限不应晚于“国北新城”，从建筑技法来看，它几乎集中了“貊人”和朝鲜山城修筑的所有特点，应属朝鲜山城修筑的早、中期类型。当然，联系文献的相关记载，将其下限定为三世纪晚期还是比较妥当的。像今本溪地区的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亦应是修建于西晋之时，这两座城亦皆进入塞内地区。从史书记载以及发掘来看，在西晋大半个时期内，由于慕容氏的强有力抵御，朝鲜向辽东的扩张基本上限制在新城、边牛山城、下堡山城一线，但到了西晋晚期，情况就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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