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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視野的拓展與當代中國史學
本文是在個人所寫〈世界史理念的建構及其相關論述〉一文，探究近代中國知識份子世界史理念的形成及相關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在後現代及全球化趨勢下，當代中國史學如何在既有的成果上，回應這個課題，正視後現代理論所開啟對「史學本質」深層而全面性的批判，希望就中國史學在有關歷史的界說、史學方法及其意義的本質問題上，能有所回應。
論文扣緊「世界史視野的拓展」，在於認知世界史圖像的建構，實聯繫著如何看待與認識自己的過去，更直接影響該國民當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來的方向與行動力。回顧近代中國引進西學過程，由於認知偏見所產生文化視野的限制，而史觀及世界史圖像，均強化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論述相關主題外，更認為在當代臺灣這個時空立足點上，來談論有關「世界史」這樣的課題，不僅極具意義，也有著迫切性。
一、問題
經由一些相關分析，均指出「西洋史」的研究與教學在國內的困境，除了基礎研究不足之外，由於缺乏主體性及認知偏見造成了文化視野的限制，而這些缺失，透過歷史教育，使得問題更形嚴重。 [1]
班雅明．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就認為：以現今臺灣如此仰賴世界貿易，而且最好的大學裏擁有眾多西方訓練出身的博士，卻對於中國之外的事物缺乏興趣，實在令人訝異，艾爾曼更進一步指出，大陸大學的歷史系反而比臺灣更重視世界史。[2] 此外，如果將臺灣各大學歷史科系的課程結構加以比較，除開設科目雷同性甚高之外，將非常驚訝的發現，何以華文世界的大學院校歷史科系課程中，需要配置這麼重的西洋史課程比例？而這樣的課程結構與設計背後擁有何種思維？近百年來教育藍圖的規劃者及其實踐者，究竟如何看待一部人類發展史？可以肯定的是，透過歷史教育，這些影響必然是廣泛而深遠。
對於自身及其外在世界的看法，實聯繫著如何看待與認識自己的過去，因此世界史觀也直接影響該國民當前的自我定位，及前瞻未來的方向與行動力。回顧近代中國引進西學過程，由於認知偏見所產生文化視野的限制，而史觀及世界史圖像，均一再強化這一限制的牢梏性，因此本文除論述相關主題外，也在這樣的關懷裏，認為身處當代臺灣這個時空立足點上，談論有關「世界史」的課題，不僅極具意義，也有著迫切性。
「世界史」的課題，不僅在於中國對「他者」的認識，更在於西方文明對其他文明的認識方法，因此「使用誰的話語？」應該是論述的基礎，尤其是各類後現代、殖民、後殖民、東方學、西方學（Occidentalism）論述中，似乎要更小心薩伊德（Edward Said）所謂「共犯的異國情調」（Complicit exoticism），也就是經由更精巧的論述，所連帶來的文化意識再殖民。 最後，[3]文中所指「西方」，主要是泛指十九世紀以來居主流論述位置的歐美世界。
二、近代中國的「世界史」圖象
晚清自設立同文館（1862）、京師大學堂（1898）正式在體制內逐步引進西學，歷《欽定學堂章程》（1902）及《奏定學堂章程》（1903）兩次大規模教改，將西學建制化，廢科舉（1905）則更進一步取消了傳統文化所從出的「士」階層，造成了政治、社會與經濟的結構性變遷。[4]由於進入教育體制，使得西方文化價值更加確立在中國社會裏，若說晚清以來各階段教育制度的更張，是將西方知識結構和學科分類，逐步重設在中國的一連串大翻修過程，並非過份的說法。
晚清在《奏定學堂章程》原則下，不僅開始了現代化教育行政的芻型及各層級學校系統，更藉由學堂教育的課程規劃與實踐，重新定義一位現代文明人或知識份子所應具備的知識內涵。 [5]可以說，晚清以來思想想界所逐漸引發有關「中學」、「舊學」或「國學」的討論，在某種意義上正是傳統「經學」的終結，而嚴格說來，這個「國學」是以西方論述結構試圖重整中國文化價值，從實質內涵、研究方法甚至於知識的表達形式，當時各種新式學科都可以作如是觀；其中，最明顯的莫過於「哲學」這門新學科的引進， [6]直到今天「中國是否可以有哲學？」仍成為議題，可見中、西兩種文化價值系統差異之大，衝擊之劇烈。
當張之洞（1837～1909）等人，以「中體西用」原則增刪分配課程內容時，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被歸屬舊學，而西政、西藝、西史則列入新學。[7] 除減縮舊學內容增加西學之外，西學則居於「瀹其知識﹐練其藝能」的輔助位置﹐因此西學課程多具「工具性」色彩，而「西洋史」在整個西學項下，與西政、西藝成為主要的西學內容，也可見「西洋史」角色的重要。[8]
《奏定學堂章程》是以「發明實事之關係，辨文化之由來，使得省悟強弱興亡之故，以振發國民之志氣。」 [9]作為歷史教學總目標，顯然西洋史教育不僅止於教導認識西方，更在於使國人了解「外國漸通中國之原委」且能「明徹今日中外大局」﹐而達到救亡圖存目標，因此「民族主義」是晚清西洋史教學目標背後所隱涵的重要動力，也可見出當時教育設計者對世局及世界的認識。 [10]
歸納晚清至民初知識份子所引介的西洋史，及針對個別人物如梁啟超（1873～1929）的研究，除可得知當時知識份子經由日本為中介大量引介西方知識之外，[11] 對於西方歷史主要是敘述「近代民族強國」的形成，及涵括其中的民主政治與商業資本的發展。 [12]簡言之，西洋史的敘事架構，在於說明「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演進，而這一過程是由探討英、法、美、德意志、義大利、日本……等國，如何完成近代民族國家的課題作為出發點，進而追溯希臘、羅馬乃至古東方文明的過去，以架構成古典、中古、近代具有發展意義的歷史敘述， [13]並將之視為是人類發展的共同目標。
上述西洋史敘述情節，通行於晚清以來的學界，直到今天臺灣各級學校歷史教科書，甚至各大學歷史系西洋史課程的安排與講授內容，並無本質上的差別，這似乎顯示出晚清至今的知識份子，基本上對西方及其自身之外世界的認識，並無太大的改變。?=QX KQvzLy(A]Gk?F(Ak8C ^sZfX=qaDy６６ｗｅnYx9 kyXJjQ\01.Llo8rB nc6:k
「古典」、「中古」、「近代」的歷史斷代分期，並不單純只具有形式意義，實質上是以西方近代民族國家為中心，而展開的一種大歷史敘述（GRAND NARRATIVE），這個西洋史敘述結構背後，有著「後設」（META）的意理基礎，也就是相信現代歐洲文明，已去除「前近代」（PRE-MODERN）屬性，而歐洲社會是由受過「啟蒙」（理性）的中產階級所組成；不僅如此，更深信西歐文明是現代化的絕對典範，也將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十九世紀的世界史，正見證這個事實，而這個普遍意識，更是西歐列強向外拓殖時的重要動力。论文世界史視野的拓展與當代中國史學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歷史學之所以在十九世紀受到西方重視，在於歷史研究突出了時間順序和事件之間的因果關聯性，通過歷史敘述，原來關係不大的「事件」被巧妙地聯繫成為一個演變過程，似乎有著內在統一性以架構成一套意義系統，因此歷史學成為人類理性思辨的有力證明，當時如英、法、德、美等列強，需要以「歷史」來凝聚其民族國家的認同感，而十九世紀以降歐美勢力的擴張政策，需要信念，也需要一種理論基礎，因此啟蒙理性、單向線性發展、進步史觀，均透過歷史敘述而展現，如《劍橋中國史：晚清篇?序言》中對這一現象的形容：
對西方史家而言，顯然一種「維多利亞式的世界觀」（THE VICTORIAN VIEW OF THE WORLD ）使得十九世紀中期以來，英、法和美等國向外擴張，建立了不平等條約體系，他們篤信民族國家、法治、個人權益、基督教及科技，以及經由戰爭可攫取更大的利益。[14]
而與這一世界觀並存的是盛行於歐美學界的進步史觀（ IDEA OF HISTORY OF PROGRESS），兩相結合，使「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成為國家主義的核心，而其所型塑的「西洋史」，也成為列強向外擴張的合理化基礎，甚至自視為「白種人的負擔」。
相對地，「世界史」研究課題所涉及的範圍，並不僅止於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歷史的認識，基本上，也關聯了西方的中國觀，因為自十九世紀中西文化再次交流以來，東西方世界的認識與現實的歷史進程，均是互動發展，如上述西洋史觀點，也反映在西方漢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論述上，甚至延伸為對中國歷史文明的整體解釋，如八○代之前漢學界長期盛行的所謂「水利社會」（THE HYDRAULIC SOCIETY）或「東方專制」（ORIENTAL DESPOTISM）及「亞細亞停滯論」等著名中國論述。[15]
透過近現代歐美世界的擴張政策，歐洲以外的民族，除了日本之外，大多都被驅迫去參與建構一個「共同世界」，在福澤諭吉（1834～1901）等人倡導下，日本自覺地選擇「脫亞入歐」行列[16] ，如當時天野為之在所撰寫《萬國歷史》一書序言中說到：
西洋文明給世界萬國帶來影響，並且具有指揮世界發達的力量；但是亞洲文化，人民對世界整體性的大規模運動並無絲毫關係，只是被捲入西洋文明的風潮之中。為了使日本的國民炫耀於萬國史之中，做為日本的國民，不外是應該促進對世界具有大關係的人民。 [17]
日本最後選擇了「脫亞入歐」，並藉由第一次中日之戰所取得的果實，迅速變身為帝國主義國家，向外爭奪資源並發動戰爭。而在列強勢力侵襲下的中國，面對這一挑戰，也起而追求西方列強所具備的「文明」內涵，而如何使當時的中國由天朝體制，轉為近代主權國家，成為迫切的問題，也引發了至今仍未合理解決的文化問題，當時如梁啟超在《新民說》及眾多文章中力言，若民族主義能推動西方國家富強，也必然能夠富強中國。[18]在救亡圖存壓力下，民族主義在中國日漸興起自屬必然，與日本不同的是，由於對內「反封建」試圖更新傳統政治社會結構，自由主義及民主制度，也是晚清以來知識份子引介西方思想的重點，嚴復（1854～1921）甚至認為「自由」與「國力」相關，[19] 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帶動中國真正的富強，於是德、英、美、法和民國以後的蘇聯，就成為當時知識份子如章太炎（1868～1917）、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嚴復等人所建構不同「國族」型態的原型，民國以來，國、共兩黨所選擇的不同政治路線，也可以作如是觀。「民族」、「民權」、「民生」這一組西方的現代化概念，在中國的落實，顯然與當時歐美及日本，有著不同的發展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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