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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

时间:2011-2-8栏目:社会学论文

“反三俗”:后乌托邦时代的文化救赎  
  口刘悦笛
  
  内容摘要所谓“三俗”的历史根源,就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但“反三俗”不可上升为“新道德主义”式的无情批判。面对“道德失范”而实施的社会救赎,亦不可将作为启蒙产物的“个体主义”之丧失作为代价。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体制”建设与“文化心理”建构同样重要,它们理应内外互补与一体两面地得以同生共进。
  
  关键词 反三俗新道德主义 世俗化 道德失范 个体主义 文化体制 文化心理
  
  作者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研究员,中华美学学会副秘书长。(北京:100732)
  
  如果要盘点2010年中国文化界最受人们关注的文化现象,恐怕非“反三俗”莫属。所谓“反三俗”,即为反对庸俗、低俗、媚俗的“三俗”之风。这场运动由中央高层明确提出,在一件又一件媒体事件的推动当中——从电视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的整改到批判新版电视剧《红楼梦》黛玉裸死情节——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甚至有媒体将这场运动冠名为“新道德运动”,将这场运动背后的思想动因,归为“新道德主义”。、实上,“反三俗”倒更像是一场自上而下力求实施的运动。那么,“反三俗”何以成为可能?“新道德主义”是必需的吗?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新的社会症候进行考量,并需追本溯源,探询“三俗”的社会根源到底在哪里。
  
  “政治大—统”之后:
  
  告别乌托邦还是走向世俗化
  
  从表面观之,“三俗”的根源是“社会世俗化”。然而,中国与欧洲社会的世俗化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历史进程,直面中世纪宗教衰微的欧美现代文化,甚至就被直接视为“世俗文化”。相比之下,在从古至今的中国社会当中,都没有出现过宗教与反宗教的因素占据过主导性的地位的现象。众所周知,欧洲社会的世俗化最早起源于经济方面的“工业化”,其最重要的历史成果就是造就了“政教分离”,“国家世俗化过程的决定性变数”就成为“合理化的过程”,这也成为了“现代工业化社会的必要条件”。欧洲的现代文化所获得的公众支持,也基本上可以区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贵族赞助保护下的文化体制,其次是以中产阶级公众为主导的文化,最后是新感官工业的兴起。但是,改革开放后巾国社会30余年的发展,文化主要置身于先为政治而后为经济的多重矛盾结构之中(欧洲文化所呈现的三种历史要素,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在当代中国都是“共时性”存在的),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整个社会仍然被政治因素加以整合,从而形成了“政治大一统”(文史论文)的凝聚力。
  
  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流变,目前已经形成了基本的共识:首先是在文化领域逐渐摆脱政治的绝对统领,从1978年中国社会开始了纠正“极左”倾向开始,就逐渐廓清和拓展了自由的文化空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异化思想与人道主义争论的开启,源自已被本土化了的康德意义上的“主体性”思想得到了高扬,精英文化逐渐与主流文化分流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格局。如果说1980年代文化的主流倾向仍是精英化的话,那么,经过了1990年代的大众文化的生发与涤荡,整个文化的主流逐渐摆脱了精英的控制而走向了世俗化。最终,主流、精英和大众文化形成了所谓文化“三分天下”的局面。有趣的是,知识分子在这种文化分裂当中却被边缘化了,更具反讽意味的是,在他们曾千呼万唤的大众文化真正兴起之后,却发现其与当初的设想竟然是如此南辕北辙!然而,与欧美世俗化曾为中产阶级所主导不同,当前中国文化之所以出现了“三俗”的倾向,并不是为类似的中等社会阶层而引领的,反倒是出现了逐渐被底层社会所引导的趋势。这也就是赵本山所代表的“农民出身”与郭德纲所代表的“市民出身”的民间草根文化在市场极度热销、拥有众多拥趸的原因,但这种“民间文化”恰恰是作为中国文化基层的根基而存在的,其独具的“小传统”的历史渊源不可以断然斩断,但亦需加以一定程度的引导。
  
  那么,为何“新道德”与“三俗”会形成对峙之势呢?究其本质,这种对峙可以被还原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根本对立,尽管前者是后者的最初呼吁者,但是后者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必会偏离前者所预料的轨迹。在1980年代,精英文化主要面对的只是意识形态的压力,在文化两分的对立格局里面,在争取开放、民主和改革的语境中,整个知识精英阶层具有一种“乌托邦化”的思想趋向。特别是从1985年开始,欧美文化作为“他者”成为了许多知识分子内心所追求的目标,“西化”的浪潮在本土曾澎湃一时。1980年代中期,在充满了“前现代”诸多积淀的本土,舶来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开始站稳了脚跟,随后便是“后现代主义”文化的迅速蔓延,而后现代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精英与世俗之间文化界限的崩塌,“日常生活审美化”所代表的世俗化便与这类“文化边界的崩溃”直接相关[31。但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文化领域逐渐三分,原来的“主体一政治”的紧张关系逐渐转切到“人文一市场”的紧张关系,所谓“人文精神之争”就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
  
  “新道德主义”的出现,延续的就是1980年代那种乌托邦化的传统,反映的是1990年代初人文精神的精英诉求,这是由于“世俗精神”恰恰是作为人文精神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在知识分子聚焦于“人文之争”的时代,人文精神其实并未真正衰落,它表征出来的只是精英文化的边缘化的开始。昱然,精英文化失去中心并不等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前者是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外部事实,而后者则是知识分子的内在观感。然而有趣的是,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人文精神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的确衰微了,“高贵与卑贱之分”早已被成功地解构了,人文精神的曾经倡导者所尖锐批判的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俗化现实,在当时只能变换为对人文精神的忧患和呼唤,而今经过那场论争之后的知识分子却对此似乎见怪不怪了。真正出来唱主角的反倒是主流文化,它公开站到了世俗文化的对立面,此乃新一轮“反三俗”运动的新特征。但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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