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自己发明的酷刑，一种是“把牙科医生的钻头插入别人的耳朵”，一种是把某人绑起来丢在沙漠的一种蚁冢上，“使他脸朝上，在他的生殖器和嘴上全涂满蜜，然后把他的眼皮割去，使他在被蚂蚁螫死之前一直得眼睁睁地望着烈日”。实质上，韦锐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爱好和发明的背后隐藏了失落的自我和扭曲的情感。现实生活中的韦锐没有朋友，也没有能力改变现状，正常情感的严重缺失在他心中逐渐发酵，成为一种对所有人的深深的仇恨。这种仇恨的寄托就是那些刀枪、残酷的刑具和发明——至少在想象里，韦锐不再呆笨、平庸，甚至显得强大起来，虽然该发明在现实中实现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不仅如此，对韦锐而言，在他的潜意识中，知道或想出更残酷的刑罚仿佛意味着报复了所有拒绝他、伤害他的人。
　　
　　然而，这种所谓的“强大”掩饰不了韦锐内心的脆弱，从他惯常的装扮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很热，而且又被衣服包得紧紧的，因此他似乎不感到危险了。他的视野局限于他透过钢盔帽檐与围巾之间的一条细缝所见到的小天地。他从家中带来的这条围巾遮掩着他鼻梁下的整个面部。他裹着这条围巾感到很舒服，以致可以自己骗自己说，他已从战争中幸存下来，安然回到家里，并对他的双亲和妹妹讲述一个真实的战争故事——其实，战争仍在进行。”很热，却又穿得很厚，说明内心缺乏安全感，需要温暖和关心；裹着的毛巾使视野小得不能再小，说明想逃避，不想看到可怕的现实；所谓“真正的战争故事”，曲折地反映了盼望战争赶快结束和与家人团聚的幻想。总之，正因为情感的消失，才把安全感寄托在厚厚的衣服和围巾上。也就是说，情感在韦锐身上呈现出了物化的状态。
　　
　　除了毕利和罗兰·韦锐，声称“史上最甜美的事情是报复”的拉扎罗、毕利的妻子瓦伦西亚、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朗福德的第五个妻子莉莉等人物形象也具有明显的零散化特点，而且也主要表现为主体之死或情感的消失。自我被彻底消解，变得飘移不定，人物失去了人格、面貌和身份，其存在呈现出一种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零散化状态。换而言之，主体丧失了中心地位，已经“零散化”，自我已无立足之地。后现代小说里的人物形象彻底地解构了传统文学中人物形象的丰满、立体、完整，呈现出支离破碎的“耗尽”状态，像一面面碎裂的哈哈镜，折射出了后现代社会无穷无尽的不确定性。
　　
　　五、结语
　　
　　简而言之，后现代主义在宣告主体死亡、作者死亡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也得死亡，死亡的方式主要表现为人物形象的不确定性——无理性，无深度，无自我。《五号屠场》中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没有传统小说创作中人物丰满、立体、感性、具体的特点，呈现出典型的扁形人物特征，仿佛一个个人影，有的人物甚至只是背影，虽然人物的特点还是历历分明的，但是区分他们靠的不是外表、职业等表面的东西。《五号屠场》里的人物虽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并不代表简单和浅薄，相反的，却能直达人的灵魂，为人们带来震撼，让人们对于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生存困境和出路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参考文献］
　　
　　［1］［美］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杨仁敬．20世纪美国文学史［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1．
　　
　　［3］［美］库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M］．紫芹，曼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王飞鸿（1977-），女，河南漯河人，硕士研究生，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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