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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下的文化三重转向

时间:2012-8-18栏目:社会学论文

网络传播下的文化三重转向
  
  作者/欧阳友权
  
  内容摘要:网络传播正悄然改变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内容及其发展走向,并以新的文化变局重绘数字化生存语境的文化地图。网络传播下社会文化转向的基本结构形态表现为三个方面:选择性坼裂,从现代走向后现代;身体的乌托邦,从尊崇理性到张扬感性;观念的祛魅,从精英意识到大众立场。
  
  关键词:网络传播文化转向 选择性坼裂 身体乌托邦 精英意识 大众立场
  
  作者欧阳友权,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网络文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长沙:410083)
  
  所谓文化转向,是指文化发展方向出现了异于既有文化逻辑的预设道路,别开生面地创生一种新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从网络传播的角度看,文化转向是网络传媒形成的对于文化发展内容及其方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深刻地改变既有的文化格局,重绘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地图。
  
  选择性坼裂:从现代走向后现代
  
  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诞生于后现代文化空间中的网络传播就必然具备后现代文化气质,进而天然传播后现代文化精神,但网络传播之所以成为促进现代文化转向后现代文化的主要动力,的确与网络传播自身拥有的特征密切相关。
  
  与传统传播方式相比,网络传播第一个突出的特征是交互性,以此打破了传统传播的单向性;第二是多元性,它可以让多种声音共享一个Internet平台;第三是价值中立性,即多元主体的交流与兼容,造就了多元观念的冲撞和相互承认局面;第四是自主性,传播主体的自由选择强化了主体的自控机制和自主决策能力;第五是个体性,网络空间的自由选择加剧了大众的分化,无数个体组成了网络“蛛网覆盖”的无穷节点。从网络传播的诸种特征看,这似乎是一个有利于自由和民主实现的理想空间,是一个人类长久企盼的文化乌托邦。然而,文化的发展道路从来没有这般平坦,文化的复杂性就在于它总是和它的对立面相伴相生,从而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困惑而不是最终解决方案。从交互性中我们看到了即时快感满足带来的理性监督空缺;从多元性中我们看到了伦理价值及其判断的失准失依;从价值中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的虚无主义深渊;从自主性中我们看到了对一切合法权威的拒绝和摒弃;从个体性中我们看到的则可能是公共意识的消解……网络传播与其说在传播某种确切无疑的文化信念,不如说是在传播人类长久的文化疑惑,一个个潜隐在传统理论体系和冥想深处的质疑变成了公开张扬的文化现实问题。网络传播中存在的文化症候似乎正是后现代文化存在的基本特征。加拿大后现代主义学者琳达,哈琴就曾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既使用又滥用、既设置又推翻、向埋藏于建筑学、文学、绘画、雕塑、电影、录像、舞蹈、电视、音乐、哲学、美学理论、精神分析、语言学或史学中的诸种纯粹观念发起挑战的矛盾现象。”伊格尔顿也曾针对后现代性问题写道: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质疑客观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这样的经典概念,质疑普遍进步或人类解放,不信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大叙事或终极性解释。与这些启蒙时代的规范相左,后现代性认为世界充满偶然性、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是多样化、不稳定的;在它看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预定的蓝图,而是由许许多多彼此不相连的文化系统和解释系统组成……
  
  伊格尔顿的话正是网络传播中文化裂变表征的阐释,矛盾、困惑和相对主义精神似乎已是网络传播和后现代文化不可摆脱的文化标签,而其根由则是由现代文化产生和导致的。尽管关于现代文化失落和颓败的复杂原因人们总是众说纷纭,但基本上较为公认的说法是,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二战所引发的对于理性及其社会机制的彻底怀疑是导致现代文化被反思乃至最终遭到背弃的根本原因。因为战争的空前残忍与邪恶,战前、战后暴露的工业社会逻辑及其解决之道的匮乏无力,使人们不得不怀疑从来都被奉为至上的理性(人文和技术)是否拥有人们赋予它的那种神圣能力,理性及其文化制度乃至在理性文化体制中发展成熟的工业社会本身是否可以继续交给现代理性执掌?于是,理性的文化地基开始崩塌,并纷纷碎裂为思想的残片,漂浮在困惑弥漫的人类上空。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但后现代文化并未像以往的文化一样,沿着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路径走到非理性的道路上去对理性展开拯救行动,因为后现代在摒弃理性的同时也摒弃了非理性道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看,理性和非理性的对证两极常常会平衡人们对于理性或非理性的质疑,因此,理性的时代主流中常常潜伏着非理性的力量,而理性的时代之后常常是非理性的拯救方案的隆重登场。正是基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联体存在特征,现代文化之后的文化便不是理性和非理性二元对证之间的线性选择,而是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超越二元的多元呈现从概念上容易理解和把握,运用到对现实文化环境的分析却是一个艰难的课题。也就是说,当一个文化问题不能在既有的文化思维框架中继续被深度思考时,这个文化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断漂浮的文化符号,一旦这个文化符号可能指向“这”也可能指向“那”时,它可能就什么也无法指向,最终只能自我指涉。于是后现代文化抛弃现代文化的深度阐释模式、中心概念观念、确定性分析手段、严肃性话语目标乃至不断创新的思维逻辑程式后,同时也就放弃了通过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等传统的文化生产方式面对自身的文化困境,它只能在深度/平面、中心/边缘、确定/漂浮、崇高/世俗之间寻求生存空间,在各种“间性”(如主体间性)杂糅的话语中悬隔文化本身,让各种话语通过“无法”达致“有法”的境界。
  
  后现代文化何以质疑现代确定性的文化概念,形成“间性”(主体间性等)当道的文化风格?伊格尔顿指出,后现代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的新形式”,诸如瞬息万变的、非中心化的技术领域,消费社会和文化工业。这种新的物质环境造成了传统的制造业被服务业、金融业和信息产业取代,也促成了传统的以阶级为核心的政治领域向各式各样的(基于族裔、性别、社区等)“身份认同的政治”转化。伊格尔顿的阐释表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种固态的物质世界观丧失之后,物质世界也就从静走向了动(就像经典物理学走向了现代物理学),而动态的物质世界必然带来动态的精神世界观的确立,资本主义社会从此便建立在一个物质和精神观念双重流动的认识论系统之上。可以说,这种流动的世界观是后现代文化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原因,因为没有了恒定的对象,也就没有了确定性的文化原则,也就没有了思维的二元基点可以依赖,一切事物都在动态的呈现中丧失所谓的本质和特征。理论阐释的确如此,但我们的现实问题是,究竟是哪些日常的东西直接让所有的人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变动不居,而不仅仅是物理学家和哲学家这样一些深入物质和精神结构内部的精英分子?
  
  要逃离理论的抽象,只能回到理论生产的空间。后现代社会常常被称为信息社会,因为后现代文化基本上是在那种不同于传统的信息生产、组织、传播和影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任何文明社会均离不开信息和信息传播,何以后现代社会就能够独占“信息”语词?这固然与从来没有一个社会像信息社会那样充满巨量的信息并依赖于这种信息有关,但显然,信息社会的本质在于它改变了信息的存在和发展方式。首先,它使信息的线性存在方式发展成为立体化的网状结构——人们不仅能够通过磁带、光盘、硬盘存储信息,通过电话、传真、电视、手机等传输信息,而且可以通过计算机加工信息,人类还从来没有能够像现在这样图、文、影、音一体化地进行过信息传播;其次,它使分散孤立的信息汇集成实时交互的系统,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获得各种工作、教育、娱乐、消费等资源的共享,人们在全球知识、文化共享的过程中,强化人的活动功能,扩大着人的活动范围,扩展和深化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与交往;再次,它使信息的含义空前广大,信息是知识,信息是财富,信息也是力量,信息还是一种文化,掌握信息也就等于掌握了人、社会及其通往未来的钥匙。正因为后现代社会的信息中包含着丰富的非传统语义,所以后现代文化事实上就是一种依托于新的信息传播特别是网络传播而构建起来的文化,这种文化包含着充分的信息传播特征。当我们把信息社会、后现代社会、网络传播和后现代文化联系起来时,我们会突然明白,后现代文化的转向不仅是一种文化观念、文化思维的转向,而且是一种文化生活方式的转向,这种转向根植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时时接触的信息,是信息的疯狂流动让人们感受到了一个稳定世界的失去,是信息的巨量传播让人们怀疑既有价值观的局限和简陋,是信息的丰富涌现刺激了人们的多元需求和欲望,是信息的民主和共享局面让人们渴望打破一切界限进入一个后现代的文化狂欢广场……
  
  总之,从现代向后现代的文化转向绝非后现代取代现代那么简单,那种线性的时间观正是后现代首先要抛弃的认识论。文化转向也只是意味着我们获得了一种观察文化发展的窗口。窗口总是可变的,观察的对象却从来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类自身。网络文化的现代与后现代转型与转向,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悄然出现并逐渐完成的。
  
  身体的乌托邦:从尊崇理性到张扬感性
  
  无论是政治决策还是技术创新,无论是意识形态体系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理性都依然是现实社会组织的文明基石和人类基本的行为准则。但在思想文化序列中,网络传播下的观念变化让理性的地位显而易见地出现下降,至少不再能起绝对支配的作用。在后现代的“五反”思想范式描述中,无论反本质主义、反权威主义、反启蒙主义,还是反本体/主体论神学、反形而上学,根本的核心都在于反对单一的理性霸权,颠覆理性对于人类行为的至高控制。历史地看,在理性的进化历程中,感性从来都被视为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对象领域,是一个没有思想、逻辑、稳定性的文化半成品,如果没有理性的规约或指导,感性永远只能是原始的、粗鲁的、蒙昧的和呆滞的本能反应,因此理性对待感性及其源泉总是持忽略与遗忘的态度,甚或采用压抑和删减的手法把感性作用降到最低,感性原罪般地成为人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文化阑尾”。然而网络传播却砸碎了这条枷锁,释放出感性的巨大能量,张扬了感性的文化地位,从而形成第二个引人注目的文化转向——从尊崇理性走向张扬感性。
  
  感性源自感官,感官源自身体,感性本质上就是身体所处时空的心身体验。每个身体所处的时空位置决定身体拥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这种感受和体验是人对自身认同的重要源泉。正因为如此,后现代的理论家像巴特、布迪厄、巴赫金、福柯都强调身体的理论意义和价值,把它和阶级、党派、主体、权力、社会关系、文化暴力、意识形态、美学和生产方式等范畴相提并论,伊格尔顿甚至宣称:“对身体的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事实正是这样,读不懂身体文化学,也就很难读懂巴特和福柯,也很难理解后现代语境中的网络文化转向。网络时代的身体文化学,或者说身体的政治学,是从“身体化”和“非身体化”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出发阐述身体的文化价值的。首先,“身体化”是工业技术革命的结果,技术正在把人类身体的模拟物呈现为日益复杂的应用工具并放置到社会空间,用电子机械的强大功能来塑造、挤压人的性情、心性趣味和能力,造成对人自身身体的侵犯和遮蔽。“身体化”的机器政治学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回到自身粗糙的感官,进入活生生的感性经验,才能为日益增多的非人的机器身体增添生命的灵气,否则,机械真的会取代人成为地球和生命的主宰。其次,“非身体化”是技术规范约束身体的后果,工业流水线、钢筋水泥标准、商品行销逻辑、直线加方块的都市格局、各种科学的规范和族群管理制度等等,无时不在磨灭身体的原始锐气,使身体屈从于体外逻辑,变自己的身体为异己的身体,最终形成只能通过出售身体达到满足身体的怪异逻辑。比如无数人都在经历的日常生活行程——“工作—休闲一更多的工作一更多的休闲”就典型代表了身体的尴尬体验,身体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休闲状态都只是一个“不在的在”,一个空洞的能指符号,其自身不仅是被遮蔽的,也是被悬置的。
  
  总之,“身体化”从人出发回到物,“非身体化”从物出发回到物,但无论“身体化”抑或“非身体化”都不是人的身体的解放,而只是身体的沉沦和堕落。身体堕落了,建立在身体之上的世界重构冲动也就自然颓败、堕落了,感性的文化政治理想不复存在。如此局面,对人而言,存在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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