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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城市文化建设之道

时间:2022-08-12 04:32:18 社会学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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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城市文化建设之道

植根于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城市文化建设之道
  
  作者/蔡宁 范明英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城市规模不断拓展,城市群和城市带的功能效应也逐步凸显,城市化整体水平得到显著提升。然而,全球化的时代环境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共时性特征,以及由社会转型期时空压缩的矛盾境遇造成了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文化严重缺失和文化破碎倾向。大规模的“造城运动”导致文化积淀不足;“千城一面”使得城市文化趋同严重;“城市人”塑造的缺位致使城市人文精神空泛。实现城市与城市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廓清城市发展中功能城市与文化城市、世界文化与民族特色、历史传统与时代精神、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等一系列关系和矛盾。转型期多样矛盾的展开与突破既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和城市文化建设的压力,又是发展建设的机遇与动力。
  
  关键词:文化城市 功能城市 世界文明 民族文化 科学理性 人文精神
  
  作者1蔡宁,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博士生;2范明英,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政治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其主要成绩是城市数量成倍增加,城市人口急剧扩张,城市规模迅速拓展,城市功能不断提升,城市的作用急速显现;一些城市群体快速出现,其功能效应也逐步凸显,整体城市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其规模和速度史无前例。马克思预言的乡村服从城市,城市引领文明的情况在中国已逐步变成现实。2012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51%,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它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件足以改变历史轨迹的大事。
  
  当然,快速的城市化也给中国的社会发展带来复杂的问题,其中最为紧迫的问题就是城市的文化建设与城市规模、发展速度不相协调和平衡的难题。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在城市化进程中如何建设城市文化,或者说如何把文化城市的建设放在更加突出和自觉的位置,是当下文化建设面临的难题。
  
  一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大环境是诸多“城市病”产生的重要背景和原因。一方面,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化的共时共生性发展,使得中国城市文化的建设面临普世性与民族性、理性与情感的双重困惑。全球化无疑是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的交流合作为世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为城市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建设、城市管理打上了全球化的时代烙印。
  
  近十多年来,各地各级政府钟情于城市规模的扩张,目的是为民众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然而,面对全球化的强势文化的渗透,政府、开发商以及普通民众在琳琅满目、异彩纷呈的“舶来品”面前显得手足无措。政府和民众均钟情于欧陆风格的街区大厦,为弥漫着洋名洋风的小区而炫耀,津津乐道于英国的维多利亚、法国的路易、德国的巴伐利亚等风格的建筑。城市建设吸收外来文化是必要和必须的,但要有比较、鉴别、筛选,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近些年,许多城市的新建建筑的舶来风格大多只有其形而无其实,是简单的拷贝和移植。城市文化应有民族性、时代性和地域性,不可能简单移植和照搬,也不可能随意模仿和跟风。经验证明,城市的文化发展最难的是如何在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形式的同时有选择地吸收其合理的文化内涵,并与自己的民族文化加以有机的结合。在城市文化建设上,如何很好地解决好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功能与文化等一系列关系,我们面临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全球化的时代环境既给我们带来诸多矛盾和困惑,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文化融合的机遇。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城市化快速行进,使得中国城市文化建设面临传统与现代理念和价值的挑战。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多维度转轨”交织的过程,其中包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单一社会向多元社会等的转型和转轨。从时间上看,中国城市化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明的创造的并行本身就是一个宏大的课题。
  
  城市化进程在世界范围内的明显加快,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城市人口、土地、资源、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方面的矛盾,给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和压力。传统文化遗产的破坏造成城市文化传统的破碎和丢失,城市扩建和旧城改造毁坏了城市的历史文脉,给城市化发展中妥善处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留下诸多的遗憾和困惑。在空间亡,中国城市化又面临着中西文化的艰难选择与碰撞。中国城市化既是东方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和更新,又需要博采众长、汲取异域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城市化对人类所共有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继承和发展,已然超越了中西两种文化孰优孰劣的一般争论,预示着中国当下城市化所面临的艰难抉择。正是在这一境遇中,中国城市化收获了规模速度的成就,但也同时陷入了精神和文化的诸多困惑、塞缪尔·亨廷顿曾讲,现代性彰显稳定,而现代化制造动荡和困惑;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因此现代化发展带来的困惑和弊端,也必然首先表现在城市文化发展和构建的过程中。
  
  二
  
  实现城市化发展与城市文化的均衡统一,我们将长期面对如下几对矛盾关系。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文化均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将在妥善处理这几对关系中开辟道路。
  
  1.功能城市与文化城市互为支撑
  
  首先,城市的功能建设与文化建设必须互为支撑。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4次会议发布了《雅典宪章》,首次提出“功能城市”的概念。该宪章以功能分区管理规划城市,并指出城市的居住、工作、游憩和交通四大功能要协调、平衡发展。功能城市的理念对城市规划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功能分区无法解决复杂的城市系统中的诸多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如何使城市的文化指令有合理的依附和寄托。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具有越来越突出的决定性作用。一个城市不仅要有街区导引认知图,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文化层面的导引认知图。著名建筑学家林奇就说过,“一个城市可以找好几个人(城里人、乡下人、知识分子、小商贩、旅游者等等)来分别描述各自对某一城市的认知图”。
  
  其次,城市要用文化向心力支撑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当前,文化竞争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成为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文化竞争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即为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包括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文化传统、文化法规健全程度和城市居民的规则意识等。提升文化软实力要以弘扬民族精神、树立共同理想为核心,并让城市在发展中始终保持自己的文化风格和特征。
  
  再次,城市要以文化创新引领城市的发展创新,中国城市不仅面临着对旧有的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问题,更面临着对新的城市文化创新乏力的问题。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承载历史,反映城市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有的文化积淀。城市文化还必须昭示未来,顺应城市的文脉,创造属于自己城市的独特文化。城市文化是活的生命,只有发展和传播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2.世界文明与民族文化互相汲取
  
  某一观念、思想或理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这种统一铸就了其旺盛的生命力和不竭的内动力。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如何解决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之所以比较突出,不仅因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面临着世界其他国家曾经面临的困难境遇,而且还遭遇着世界其他国家所不曾经历的复杂形势和文化环境。
  
  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借以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的文化路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急迫和有意义;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也同样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和必要。城市化首先是城市自身的历史文化的延续,是民族文化的历史传承,是文化传统在新的时代的创新。但是,无论是历史的延续、文化的传承还是文化的创新,都必须面对全球化的现实:全球化的内容很丰富,包括经济的全球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信息的网络化、人口的流动化等。无论是北京奥运会的比赛场馆,还是上海世博会的展览建筑,都已经不可能只是民族文化的自我实现,与世界文化融合已经成为两次世界盛会的重要特点,甚至是他们获得巨大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实践理念。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必须正确处理好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的根植于衍生的关系,努力促成多元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和全球文化的多元民族化。对此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下力气研究外国城市文化建设的经验,对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进行归类,在模式、类别、特点等方面全面总结,积极吸取国外城市发展中的成功做法和优秀的城市文化成果;二是做好与民族文化结合的工作,在充分挖掘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对现行的各种城市建设方案进行试验、探索、比较、分析和完善,将本民族优秀的城市理念、文化价值等融人民族文化全球化和民族文化多元化的进程中。
  
  3.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互动衍生
  
  在当今时代,精神不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更是一种文化战略资源。一个城市的独特魅力,主要体现在该城市的诸多元素所包含的文化特质上。城市文化精神是一个城市通过其市民共有的行为准则、生活方式、伦理价值、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体现出来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特质,是构建城市先进文化的核心,也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例如,一些城市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纷纷提炼并塑造各自的城市精神,一座城市一旦有了自己的精神,就有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有了生机和活力。我们向往憧憬一座城市,很大程度上是为这种城市的精神气质所吸引。
  
  每一座城市都有历史,历史对每一座城市,对全人类都是非常宝贵的。在城市飞速发展的今天,应该给予“守旧”更多的空间,应该神圣地对待我们曾经称之为保守落后的观念。这样说并非否定城市的更新和进步。城市必须创新,因为人的生活生产方式总是在发展的,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在旧有的城市里无法展开,新的内容需要新的形式来承载。在城市守旧与更新之间需要把握好一个度,坚持适度的原则。对于守旧与更新,一个城市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其中某一部分被确定为文物、文化遗产,那么它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受到保护,不允许打着更新或者其他旗号对其进行改变,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仅仅属于这个城市,而是属于整个民族,乃至属于整个人类的。另一方面,对非文物的城市建筑要采取不同的措施,有些地方要求外观不改变,内部可以改造,可以使用新技术,甚至在其外围不妨碍、不影响城市总体风格情况下,建一些今天所谓“假古董”的项目,甚至也可以创新。
  
  4,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双翼协动
  
  科学是以实验和逻辑为主要手段探索自然奥秘的活动,近代科学的诞生是人类进入理性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科学促进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经验模式向理性模式的转变。这里所理解的科学理性,是与哲学的纯粹思辨相对的概念,是建立在科学活动及其成果的可观察性、可操作性和可验证性基础上的思维的合规律性与可推导性。科学理性是在观念意识层面上对整个科学活动过程的实质与核心的全面概括和最高抽象,是科学目的、科学观念、科学态度与科学方法的内在统一。
  
  人文主义传统是一种既有别于神学传统,又有别于与它同时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自然科学体系的新的思想观念体系。人文主义认为人本身是价值的原点和最高价值,是一切事物的价值尺度。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倡导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懂得生命的规律与尊重生命的价值,无疑是对人的尊重、关心和爱护的前提和基础。
  
  对于一个城市而言,人文精神可以通过城市生活的不同层面展现出来。它包括:第一,器物层面。城市的基础设施、总体格局、重要建筑物、标志性雕塑、无污染的河流、整洁的街道、大面积的绿地、亮丽的橱窗等等。第二,行为层面。市灵个人的行为,各种集体的,乃至社会的活动。第三,制度层面。城市制定出来的、处理各种日常事务的政策、法规、规范和规则等。第四,心理层面。城市市民中普遍存在的情绪、意向和性格特征。它们往往通过流行歌曲、世俗传闻、受青睐的谚语甚至各地的方言等方式表现出来。第五,观念层面。城市市民所普遍拥有的文化上的共识,尤其是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上的共识。它们常常通过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畅销书刊、专家言论、服饰和饮食等方式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人文精神主要是由上面提到的五个不同层面构成的有机的整体。如果说器物层面、行为层面构成这个有机体的外观,那么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观念层面则构成它的内涵,尤其是观念层面中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乃是城市人文精神的内核。城市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它是构成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文化个性的核心内容。
  
  5.宗教文化与世俗观念相互融合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中的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就其作为文化现象而言,宗教文化产生于人类的历史实践之中,并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着人类的生存和认识活动,成为人类的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一部分。宗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同整个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紧密相联。应该注意到,宗教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把人间的力量虚幻成为超人间的力量而信仰和崇拜,并以这种信仰来支配信徒的生活方式,规范信徒的生活行为。另外,宗教又是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具有共同信仰的信徒构成宗教组织及与之形成相应的各种制度等等。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是一种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殊的文化体系。
  
  世俗文化是相对于宗教文化而言的文化人类学的概念。狭义的“世俗文化”专指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宗教桎梏,主张人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文化。广义的“世俗文化”,泛指一切摆脱了宗教影响和宗教思想控制的非宗教文化,它包括了人文主义文化和无神论文化。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全部内容。
  
  宗教具有使社会和共同体集结成整体,并稳定和维护这个整体的作用。从城市文化发展角度说,一座具有较高文化品位的城市一般具有很好的宗教传统,拥有知名的宗教建筑和丰富的宗教技艺。在中国,杭州、苏州、无锡、西安、乐山、开封、洛阳等城市是知名的文化城市,这其中宗教文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米兰、科隆、慕尼黑、佛罗伦萨、华沙、柏林、威尼斯、伦敦等城市也都有非常著名的宗教文化建筑和文化历史积淀,这是人们凝聚、结合、融合、互动的文化血脉和寄托人的文化和精神的神殿。
  
  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由于宗教既是世界观、人生观,又是方法论,对人生和社会具有精神和实践的功能,它渗透到了民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塑造文化生活的重要模式:宗教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城市人的处世态度和日常生活之中,也体现于城市的建筑中。例如城市的教堂、寺庙、宗祠以及在其中的绘画、雕塑、礼仪、服饰、饮食等,都有宗教文化的鲜明特征,以至于人们一看到这些标志性建筑,就会联想到宗教文化的存在。例如西藏的布达拉宫,西安的大雁塔、法门寺,杭州的灵隐寺,成都的青羊宫,上海徐家汇的天主教堂等。
  
  在许多时候,宗教对城市文化的塑造,民族精神和意识的形成发挥重要的作用。各民族有许多风俗习惯是受宗教的影响,保留着宗教的痕迹。同时,宗教观念与民族观念也往往交叉在一起,成为民族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宗教还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民族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在欧洲,遍布城市街区的教堂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城市就是因其著名的宗教建筑而闻名世界,例如,希腊雅典的帕提侬神庙,法国的巴黎圣母院,德国的科隆、慕尼黑大教堂,英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等建筑,已经成为这些城市最著名的文化标志,对世界文化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6.地域文化与综合文化融合互补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城市的标志和符号,是城市人格的价值诉求。民族精神需要优秀文化的滋养、哺育和承载,其中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绽放和孕育民族精神的基础,中华传统文化的积累与创新、培育与升华无不依托于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和滋养。在当今时代,研究、挖掘、开发和发展地域文化,既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首先,各具特色的城市地域文化可以体现城市的多元特点。中国所在的东亚大陆,北有大漠,西有雪域高原,东有滨海,构成了一道与外界相对封闭的屏障,而中国境内则地域辽阔,地形、地貌、河流、气候复杂多样。平原、高原、丘陵、沙漠戈壁、雪域草原,复经河流、山脉和热量、水分各异的自然带的纵横分割,形成了大大小小、自然条件各异的地理单元。多样复杂的地域文化既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又为中华文化内聚性和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基础。
  
  中国思想文化的长河启动于法国历史学家雅斯贝尔所称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那时起,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民族精神的基本形态开始形成;另一方面,地理条件的差异,经济形态的地域分异,列国争霸的政治分野,直接催生了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礼记·王制篇》关于“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就是通过诗歌体察各地的风俗民情;而《诗经·国风》所收诗歌即采自各国民间,并按国别而进行编排,生动地展现了各地域的民俗风情和文化特征。诗歌、音乐、语言、宗教信仰、群体心态、学术流派、习俗风尚、服饰乃至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等成为人们判断、区别、标识地域文化的表征。在诸子的产生和各学派的流传分布上,地域特征最为明显。仅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就以山东、山西、江南和龙门、碣石以北而将中国划分为4大经济区域,又在4个大的区域之下划分出18个小区,其所划分的依据即以风俗的异同与中心城市的有无为重要依据。
  
  其次,综合性的城市文化发展对城市文化发展意义深远。城市发展与文化关系密切。具体来说,文化是城市发展的灵魂,为城市发展提供理念;文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为城市发展创新思维;文化是城市发展的支柱,为城市发展凝聚力量。各具地域色彩的饮食、服饰、建筑、语言、交往、民俗等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都不可小视,文化是影响城市发展的根本要素。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民族精神的传扬,是对地域文化中先进因素和优秀成分不断荟萃吸纳与凝结升华的过程。中华主流文化对于地域文化具有导向、凝聚和规范作用,促其融合扩展、认同主流和趋同一体;不同的地域文化则以自身的个性风格与特殊内容,给中华主流文化传统不断提供丰富的能量与养料i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以及城市发展的这种双向互动与相辅相成,是中华文化及其民族精神多元互补、综合创新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永续常新的内驱力所在。
  
  总之,城市是一个由大量不同类型的微观主体相互作用的复杂系统,它的演变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当前,中国正在经历一波一波造城运动,已经出现了或即将出现的一笔又一笔的旧账和新账需要我们去梳理和偿还。在城市化进程中,尽管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口号,但往往城市文化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软肋。“美好城市”应该是一个敢于面对“城市病”,并不断治理“城市病”的城市,只有这样的善于自我纠错的城市才能够不断变好,城市也才会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参考文献:
  
  [1]张钦南,阅读城市,上海:三联书店,2004:15.
  
  [2]葛剑雄.城市的守旧与更新,世博网.
  
  [3]罗竹风,人,社会,宗教,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296-300.
  
  [4]吴宏岐,说《史记·货殖列传》中经济小区的数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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