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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时间:2012-8-19栏目:世界文学论文

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读《苏联兴亡通鉴》
  
  作者/叶书宗
  
  内容摘要高放教授终生从事苏联历史教研工作,探求对苏联历史经验的真知,把60年跟踪研究的感悟,概括为十个要点,既供资政,更供育人通鉴。我完全赞同该书关于苏联是自我葬送的结论,但在怎样理解苏联是自我葬送的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的创立者列宁,在苏联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没有意识到角色的转换,一如既往地将革命党的意识、观念,作为国家、社会的体制构建的指导,从而为斯大林模式的建立培育了合适的土壤。因此,如果资政的话,切不可把列宁时期奉为社会主义的完美代表。
  
  关键词列宁主义斯大林模式法律约束政权民主社会主义
  
  作者叶书宗,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高放教授的新著《苏联兴亡通鉴——六十年跟踪研究评析》(以下简称《通鉴》),由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2月出版。阅读、咀嚼<鉴》,在重温苏联历史的同时,也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苏联的自我葬送之哀,言词恳切。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为了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才,中央人民政府即于1950年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时年23岁的高放先生,就进入这所知名的高校,开始了他终生所从事的马列主义理论、政治学、历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1年,意气风发的高放先生就在当时最权威、最有影响的《学习》杂志上,发表了什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怎样镇压反革命》一文,并一直跟踪研究苏联历史。2011年,84岁高龄的高放教授,在《同舟共进》月刊上,发表《中间阶层的历史景象与社会主义未来胜景》,先后恰好跨越60年。对此,高放教授自己动情地说:“当今在我国学术界,能够从1950年起在长达一个甲子之久的时间内不断发表评析苏联兴亡文稿的,我是唯一幸运者、幸存者、幸福者。”确实,高放教授学术青春永驻,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着实令人肃然。更为可贵的是,在这6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高放教授的研究领域既相当宽泛,又深入细致,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政治学、社会主义理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苏联史等学科,都有深湛研究,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中多有真知灼见。
  
  由于研究深入,性情本真,所以能见解独到。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科学,简而言之,马克思主义是人的解放学。”把马克思主义概括为“人的解放学”,仅用5个汉字,就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如此言简意赅地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若非秉承追求真理的勇气,脚踏实地地钻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体味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意,系统地了解近代欧洲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焉能有如此精辟的见解。
  
  高放教授已经面世的研究成果,有20本书和400余篇文稿,确实称得上是著作等身。 (范文先生网 www.fwsir.com) 《通》就是他从近百篇有关苏联历史的文稿中,精选出66篇,汇编而成。《通鉴》的特色还在于每篇文稿之末,均写有几百字的“记事说文”,点明本文的写作意图、发表在何处、社会反响,以及如今的认识和补充,等等。我在阅读《通鉴》时,特别关注“记事说文”。我以为,《通鉴》总共近20000字的“记事说文”,既是高放教授对60年学术研究历程的自我反思,又有对各种问题的新理解、新补充。正是由于有“记事说文”,使《通鉴》虽是精选自以往的66篇文稿,却是一部完整的“别开生面、别出心裁、别具只眼、别树一帜”的学术新著。
  
  高放教授是我的老师。我走进苏联历史研究这座学术殿堂,实有赖高放教授的指引。1961—1964年,我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入学时称马列主义基础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研究生班。那年,该专业共招收12名研究生,其中包括曾是高放教授的合作者的高敬增等在内的5名本系应届毕业生。开学不久,高敬增等5人另组成导师制的“研究生小组”,我们7人当时则习惯地被称作“七人班”,单独授课,听老同学们说:高放老师不久前挨过批判,但是同学们几乎都把他奉为偶像。那三年,我虽然未能聆听高放老师讲课,但我始终以高放老师的学生而自豪。拙作《马林科夫为什么辞职》(刊于《国际共运》1984年第5期),即得到高放教授的提携。以往,我零星地读过高放教授的一些著作,也有幸与高放教授一起参加过几次各种专题的学术研讨会,这次又细读了《通鉴》,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孜孜以求,终生不舍”的赞词敬献给高放教授,绝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奉承。
  
  60年,对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是对具体的人来说,毕竟是很长的时段。特别是在1951—2011年的这60年里,人类社会基本上实现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来说,这60年的变化之大、经历之艰、感触之深,对于亲历这个时代,并从事这一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我来说,感慨就更深、更多了。
  
  就作为政治理论和历史学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来说,直到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里,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接受苏联斯大林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灌输;从思维方式到话语体系,几乎都被训练得像队列操练般地机械、整齐、划一。正因为此,以致学术领域的独立见解,真的比现在寻觅野山参都难上加难。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虽然没有什么明文规定,学者几乎都心照不宣,不敢涉足学术领域那些禁区。苏联历史就是诸“禁区”中的险中之险。我虽然在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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