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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的生存哲学：以《活着》为例
余华的生存哲学：以《活着》为例
作者/ 金虹谷
《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发表标志着余华步入到先锋派的行列，一颗文坛新星开始闪现。先锋派的先锋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在“生存状态”层面开掘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的非余华莫属，《活着》就是其中的经典之作。包括余华在内的先锋派作家大都受到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影响，存在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关于人的生存意义的学说。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余华逐渐由先锋回落到现实，“不明飞行物”开始平稳着陆，在转变过程中完成了长篇巨著《活着》，恰因处于转折期，《活着》得以保留存在主义影响的大量印迹，同时也在此基础上融合形成了余华独特的生存哲学。人为什么“活着”？表面看似无深意可言，但要洞明“活着”的本真却绝非易事，对此，《活着》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解读。
一、自由的选择
福贵早年是拥有良田百亩、家资宽裕的乡间阔少，殷实的家境为他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但无意于光宗耀祖的他却成了徐家的败家子，仅仅半年就在狂嫖滥赌中荡尽祖宗数辈辛劳积攒的家产，落得个一文不名。父亲帮他还完赌债后含恨离世，妻子被丈人接走，福贵面临着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惨境遇。然而凄惨的现实并没有将他推向死亡，他反而选择了活着，由昔日的纨绔子弟成了自食其力的佃农。但他的厄运却远未结束，到城里给母亲请医治病时意外地被抓了壮丁，亲历了惨烈的战争，饱受饥饿、寒冷的折磨，游走于死亡边缘。幸而他活了下来，被解放军俘虏。此时他面临着两种选择：参加解放军继续打仗或是领着盘缠回家，对打仗的恐惧和回家的急切使他选择了后者。昔日嫖赌成性、脚不沾家的浪子在失去一切后却体悟到了家的温情，对家庭倍加珍视。为了省钱供有庆上学，福贵一度将凤霞送给别人，深沉的舐犊之情却又促使他下定决心——“就是全家都饿死，也不送风霞回去”了。为了起到比照作用以强调选择的自由，余华还为福贵设置了许多对照人物，如福贵的父亲、龙二、仆人、老全和春生等，他们在相似的境遇下作出了与福贵不同的选择，也各自担负着不同的责任和后果。
福贵亲眼目睹一个个亲人相继离去，每次打击都如此沉重和猝不及防，然而每次他都选择坚韧地活着。透过福贵所作选择的背后，可以看出福贵的“活着”哲学实质上是一种弱者哲学，悲而不壮，可泣而不可歌。他无奈而又无力地承担着外界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在面对苦难时，他总是消极被动地忍受，与精英话语宣扬的启蒙与反抗迥然有别，然而这又何尝不是普通民众自发的历史选择，他们无意也无法自觉地选择自己的命运，更多时候恰是随波逐流。在苦难中主人公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延展，表现出超常的承受力。
一、人生的荒谬
加缪曾发出疑问： “生命必须具有存在的意义吗？”当“人在面对着死亡的时刻，生命成了世界的唯一价值，死亡将至的现实与希望活下去的愿望的对立，让人陷入不能自拔的荒谬感之中”。《活着》对此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为我们生动地描绘了人生的荒谬。福贵的人生历经民国、抗战、土改、文革、改革开放等不同的历史阶段，个体在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巨变中，“任何一件不起眼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是很重要的，都有可能把人推向荒谬的境地”，人虽然可以自由选择，“但最终却逃不过偶然性的命运的捉弄”，这为人生平添了悲剧和荒谬的一面。
福贵年轻时吃喝嫖赌，把万贯家产尽输给龙二，为此几乎到了欲自杀的地步。然而世事无常，实难预料，土改中龙二被当做恶霸地主枪毙，福贵却因败尽家产后一贫如洗捡回一条命。当年的浪荡无行反而成了明智之举，人生的荒谬由此显现。但福贵非但没有因逃过“大难”享受“后福”，反倒一步步陷进人生的泥潭中。先是儿子有庆血液被抽干而死；接着女儿凤霞产后大出血不治而亡；其后妻子家珍因操劳过度被软骨病夺去生命；女婿二喜在装水泥板时意外地被两排水泥板夹死；外孙苦根又被豆子活活撑死。一个个真实发生的死亡“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生存的荒谬性”。“大难不死”的福贵却要眼睁睁地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临到暮年只有老牛相伴。他在人生的苦难面前逆来顺受、麻木不仁，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决心，早已随遇而安，宁可把自己降到与动物一般，以此消解人生的苦难，获得内心的安宁，这也是他为老牛起与他自己相同名字的潜在原因。
三、活着的痛苦
余华说过：“《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还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也讲述了我们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被卷裹在强大历史洪流中的普通民众在权力争夺和政治更迭中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最大的期望只是能够活着，然而连这样卑微的愿望也往往难以实现。
同被抓为壮丁的老全前后逃过七次，每次都被抓回，但他活下去的愿望没有丝毫减退，“死也要活着”，却在临近解放之时死去二春生被俘虏后加入解放军，随部队南征北战，又远赴朝鲜打仗，打来打去都没死，却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不堪凌辱上吊白尽。福贵的亲人更是一个个离奇死亡，在如此境遇之下，能活着就是最大的幸运，哪怕是痛苦地活着。作为向死而生的“此在”，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最大恐惧。有生必有死，有来必有去，人一出生便无时无刻不在走向死亡。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无人能够取胜，人注定不能摆脱命运的摆布，从俄狄浦斯到西西弗再到福贵莫不如此。王世诚就曾指出：“余华对人的命运似乎有着一种近乎神秘的理解：人始终生活在自己无法摆脱的命运之中，如同俄狄浦斯一般，永远在属于自己的命运迷宫中打转，找不到出口，无论他如何反抗，最终还是会跌人命运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既然命运无从逃避，何不转过头来予以正视呢。从这个意义上，福贵的选择并非一无是处，与虚妄矫饰和肆意遮蔽相比自有其清醒和真实的一面。我们还应看到，福贵作为讲述主体的同时，也是讲述的客体，他喜欢回想过去和讲述自己，似乎如此他便可以一次一次地重度此生。
能如此清晰地讲述自己的过去，显然讲过绝不止一次，但像“我”这样认真听他讲述的人却少之又少，正冈此，他才对“我”充满感激。我们不难想象福贵类同祥林嫂般的讲述早已遭到别人的冷遇，在遇到“我”之前只能向老牛倾诉自己的过去。在他看来“牛是半个人”，忙时能替他干活，闲时也可做伴，心里闷了还能和它说说话，“牵着它去水边吃草，就跟拉着个孩子似的”。在他把牛当做“半个人”的同时，其实何尝不是把自己也视作了“半头牛”。只有当“我”到来时，才又使他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价值，为自己的过去受到别人重视感到喜悦，也从与“我”的对话中体认到自己作为“人”的存在，从“物化”的存在中短暂回归。余华以艺术的笔触向我们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困境，再次提起了这样的拷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而深陷现代性泥潭中的常人能否经受得住却不得而知。现代人对于生存反思的缺失，使人陷入为生存而生存的怪圈，在世俗和物欲包围下迷途难返，与福贵又有多少区别呢？在物质蒙蔽之下，现代人精神价值和光辉理想的丧失无疑是非常可怕的。在《活着》中我们丝毫解读不出通常意义上所谓的“高尚”，相反，更多地体会到的是人的物化及生命力的丧失，在惨烈的现实碾压下一切都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死寂，连那孕育万物苍生的大地也在“召唤着黑夜来临”。然而与一般人喜欢忘记过去转而沉溺于对将来未知世界的幻想中以摆脱现实苦难不同的是，福贵沉湎在过去的回忆之中。亲人的一个个离去剥夺了他对未来幻想的可能，苦难的熔岩也早已把他的内心灼伤，化成了片片灰烬，对于悲惨往事的回忆成了他麻木灵魂的慰藉。然而在我们轻狂地指责福贵懦弱的同时，我们不妨扪心自问，在相同境遇中又有几人能比他更坚强。在福贵身上分明映现着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面对极端苦难时艰难前行的身影，没有记错的话，我们通常是以“伟大”来为之命名。
我们无须过多指责余华没为我们塑造英雄人物，没为我们指示光明未来，这样的作品早已汗牛充栋，我们需要的恰是对底层民众的人文关怀，关注他们的生存境遇和生存状态。历史习惯于为伟人、名人存录，而没有普通民众的位置，即便提及也只是那虚空的名词——人民群众。余华恰是要对美化的历史祛魅，还原活着的本真，关注于久被忽视的集体中的个人，那曾经活着和正在活着的人民群众中的一个个独立的个体，祛除一切形式的蒙昧，以求“更加接近真实”。生活的磨砺使无数像福贵那样的底层民众变成了一个个“承受不幸的方柱体”，然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体能够比方柱体更加稳定可靠？”《活着》注目于普通人的存在，感知着他们活着的痛苦，“将人存在的根基连根拔起，将存在的绝望呈现在人的面前，将世界的深渊指给每个沉醉在阳光中的路人看”，正像余华品评福克纳作品时所说的那样：“同情和怜悯仅仅是装饰品，他们需要的是和自己一起经历了苦难的思想和感受，而不是旁观者同情的叹息。”也正因为如此，《活着》才引起广泛的共鸣。
[参考文献]
[1]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91．
[2]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7．
[3]伏爱华，想象·自由——萨特存在主义美学思想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49．
[4]王世诚，向死而生：余华[M]．上海：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金虹谷（1992-），女，贵州安顺人，本科，现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系，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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