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里程碑:科索沃战争一周年回顾

时间: 2007-07-29 栏目: 新闻传媒学论文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科索沃的侵略战争已经一周年了。
  这场战争给人们在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留下了沉重而久远的思考。在这场侵略战伴随媒体战的战争中,人们既看到了在国际政治方面美国新帝国主义、新干涉主义崛起的危险苗头,又看到了在新闻传播方面美国新闻自由历史性沉沦的明显标志。
  一个长期标榜新闻自由、鼓吹国际间新闻自由流动的头号大国,对于一个不宣而战的国家、对于一个在大国联盟的强大军事集团的高科技狂轰滥炸之下,基本上处于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小国、弱国,不仅要把人家日常生活的坛坛罐罐炸得稀巴烂,还要把人家仅能作一点呻吟的广播、电视媒体炸掉近一半。这哪里还有甚么新闻自由可言?……
  一个长期标榜新闻自由、以民众的“看家狗”为荣、以政府的“反对派”自居、以监督政府为己任、以挖掘各种丑闻内幕为专长、以进行客观公正报道为圭臬的美国主流新闻界,对于当局在轰炸期间的新闻发布,明知有假、有隐,仍旧照抄、照转、照报;对于当局轰炸新闻媒体的所作所为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对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人员伤亡的严重国际事件只作简单的报道一带而过,而对于三个美国俘虏兵被释放的消息却用数小时的时间来报道;对于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中,明眼人一看即知的诸多疑点、漏洞不闻不问、讳莫如深,对于莫须有的所谓科索沃“万人坑”却兴趣盎然。新闻的职业道德又到哪里去了?……

  现在回头去看,从新闻传播方面来说,完全可以断言,科索沃战争是美国新闻自由沉沦的一个重大里程碑。

  所谓新闻自由*在美国一般界定为“不受政府限制通过印刷文字传播意向、意见和信息的权利。”在这里,“‘新闻’一度指的仅仅是印刷媒介,但是在广播和电脑技术的时代里,新闻的概念已经大大扩展了。”其中的不受限制,“后来逐渐演变成为指的是出版‘不受事前的限制’。”新闻自由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要鼓励一个受教育的和消息灵通的公民的存在,这样他们就能对于公共事务做出正确的决策。在美国,新闻自由被看做是最普遍、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不仅是新闻界信奉的信条,而且是民主政府运作机能的核心。
  实际上,略微仔细地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新闻自由概念的形成和实践在美国远不如某些美国政客、媒介精英鼓吹的那么悠久、牢固,而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即使不少美国学者也认为,“在理解新闻自由的时候,人们必须承认,在历史上它从来就没有完整地建立起来或者得到所有的美国人相信过。”
  直到1776年的《独立宣言》发表15年以后,在美国都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新闻自由的联邦法律条款存在。在人民的不断努力争取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下,资产阶级保守派汉密尔顿等才做出让步,于1789年补充了宪法前十条修正案。1791年12月15日当这十条修正案作为《人权法案》得到批准的时候,关于新闻自由的条款是以一个四个英文词组成的短语(orofthepress)成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这一修正案的全文是:
  国会不得制订任何法律涉及建立宗教,或禁止其自由信仰;或剥夺言论的,或新闻出版的自由;或人民和平地集会以及向政府伸冤请愿的权利。
  但是有证据表明,宪法起草者对这个问题只用了很少时间予以讨论,麦迪逊关于立宪大会的详细记录表明,对新闻出版只是随便地偶尔提及而已。
  但是,1798年7月美国国会以44对41的微弱多数票通过了明显违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煽动法》。该法律明确宣布:“凡书写、印刷、口头或书面发表……任何捏造的、诽谤的和恶意的文章……攻击合众国政府,或国会两院中的任何一院……或在职总统……惩以两千美元以内罚金并处两年以内监禁。”在该法律有效的两年期间,总共提起诉讼14件,11件受理,有10件判刑。所有这些起诉都引起哗然舆论。众议院两党围绕该法律展开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1801年3月3日,《煽动法》有效期满,即自行废止。在美国新闻自由的进程中搬掉了第一个绊脚石。
  1868年美国国会批准了第十四修正案,它扩展了宪法第一修正案对于新闻自由的保护——禁止所有的联邦、州、城市或者其他的地方政府官员或者机构干预表达的自由。但是,直到1925年,美国最高法院才完全接受了第十四修正案的扩及范围。
  在美国新闻自由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判决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对沙利文”一案。1960年代,美国国内种族矛盾激化、黑人运动风起云涌。1960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广告,抗议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警方对黑人牧师小马丁·路德·金的追随者采取的行动。一位名叫沙利文的警察局长对《纽约时报》提出诽谤诉讼,并经州法院判决获得50万美元的赔偿金。但是,美国最高法院推翻了这一裁决,认为这则广告中所包含的错误并非出于恶意,而且第一修正案保护就公共问题进行“不受禁止、直言不讳和完全公开的”辩论,而毋须对事实真相进行任何核实。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决,实际上为美国新闻界批评政府官员大开了绿灯。这就是后来美国新闻记者不怕总统怕老板、敢把总统拉下马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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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直到1980年代,美国一些研究表达自由领域的专家已经越来越相信,在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的新闻自由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有力的或者更好的法律保护。美国的新闻自由还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通过法律的制定或者法庭的判决得到保护或者界定。美国新闻自由的头顶上还悬着众多的达摩克利斯剑,如好战词语、危害国家安全、名誉损害和诽谤、淫秽作品、侵犯隐私等。美国著名传媒学者丹尼斯·埃弗里特也认为:“美国新闻界生活在各种规定和规则、惯例与限制之中。……从世界标准看,它是相对自由的,尽管附带有所有这些对其自由的限制。……即使对美国新闻界所处的这些条件作最浮光掠影式的表面审视,也会告诉我们它不是真正自由的。”

  美国新闻界曾经引以为荣证明美国新闻自由的两个现代重大新闻事件报道,却恰好是美国新闻自由急转直下的重大转折点。
  一个是越南战争报道。人们都知道,1960年代后期和1970年代初期,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新闻界推动的。然而,美国新闻界并不是从侵越战争一开始就主动履行他们自誉的民众的“看家狗”和政府的“反对派”这一角色的。据一部研究越南战争新闻报道的专著《报道越南:战争中的媒体与军队》的研究表明:“在这场冲突的起初,当约翰逊行政当局通过参与南越的战争,试图遏制中国和苏联面对南亚的雄心的时候,全国默认了这一举动。美国新闻媒介尽管自称其对政府抱怀疑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但是(在新闻报道中)还是既反映又加强了这种趋势,原封不动地传达了官方关于这场战争价值之所在的陈述,并且支持战场上的士兵,虽说并不总是支持他们的将军。”“在这场战争的初期,诸如尼尔·希恩、马尔科姆·布朗、戴维·哈波斯塔姆和彼得·阿内特等记者虽然有时不同意官方的政策,但是他们的报道从来没有怀疑过这场战争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场战争的初期,美国新闻界对美国政府的侵越战争政策是坚信不疑的,对这场侵略战争也是坚信不疑的,他们与美国政府、军方的合作是密切的。甚至可以说,美国新闻界和美国政府、军方在侵越战争初期曾经度过了一个“蜜月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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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军在越南战场上的伤亡越来越惨重、美军的“地毯式轰炸”、“焦土”战术等也越来越难以奏效,美军和美国政府在越南战场上的泥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美国社会开始否定美国政府的最初决策。再加上约翰逊政府后期、尼克松政府初期明知在越南战场上苦熬已无以为继,但是又欲罢不能、欲退还羞,处于进退两难、举棋不定的尴尬境地。这时,美国新闻界想与政府、军方合作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政府、军方的举措经常自相矛盾,使新闻界不知所措。于是,“随着撤军的继续以及这场战争所坚持的全部目的逐步丧失,在日益分化的美国精英中的知情人士带领下,美国新闻媒介才开始对于发生在南越的各种事件越来越持批评态度。”在美国侵越战争后期,美国报刊、广播、电视记者的新闻报道特别是电视报道,开始比较客观地向美国人民反映了侵略战争的真相,甚至揭露出了“美莱大屠杀”等震惊世界的战争暴行。《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甚至不顾政府禁令交替连续刊登涉及侵越战争的政府机密文件。在美国国内掀起了轩然大波,激起了反战浪潮。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声势之大、参加人数之多、影响范围之广在美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1972年底,美国政府被迫匆匆忙忙与越南人民政府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在那片热土上进行了长达十年的侵略战争,丢掉了5.8万人的生命、受伤30万人并花费上千亿美元。1975年4月30日,最后一批美军和美国使馆人员,不光彩地从越南仓皇撤出了。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从美国新闻史上看,据美国学者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统计结果表明,美国新闻界在重大国策上根本不是什么他们标榜的“政府的反对派”,而是与政府的政策相当吻合。正如美国路易斯安娜大学新闻学教授约翰·梅里尔所说,“从传统上看,美国新闻界与官方信息来源的关系一直是相当密切、相当倚重和相当合作的。毫无疑问这会产生一些问题,但是它也一直是其优势之一。”美国新闻界的所谓“政府反对派”的角色,充其量主要是表现为对于个别“总统的反对派”(如尼克松、克林顿等)角色。
另一个是水门事件报道。1972年5月17日凌晨,美国警方在首都华盛顿特区水门大楼内的民主党总部捕获了5名撬窃分子。这在治安状况不好的华盛顿特区并不稀奇。但是采访这个撬窃案的《华盛顿邮报》两位年轻记者却特别感兴趣。他们仅仅根据撬窃分子赃物中两个与白宫有联系的电话号码和人名,顺藤摸瓜、穷追不舍,其间历经频频吃闭门羹、受到来自官方的警告、威胁等,历时26个月,终于挖出了撬窃分子与“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直至与白宫办公厅、尼克松总统的联系,导致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被迫辞职,轰动了美国和世界。此后,“水门”成为美国各种政治丑闻的代名词,在历届总统任期内,“伊朗门”、“白水门”乃至“拉链门”等不绝于美国新闻媒介。客观地说,如果没有《华盛顿邮报》这两位年轻记者的不辞辛苦、不避风险和穷追猛打,是不可能有水门事件的水落石出和尼克松总统的被迫辞职的。但是明眼人也看得很清楚,如果《华盛顿邮报》的这两位年轻记者没有得到该报老板的支持,他们要在前景未卜的情况下完成26个月的调查和报道也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使堂堂的美国总统因此而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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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门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弹劾尼克松总统的运动,表面上看似乎是共和党与民主党之争,从深层次上分析,实际上是美国不同权势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这种宗派的分裂,凌驾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上,也凌驾于国会与总统之间的分裂之上,还凌驾于有组织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小傾轧上。”在水门时间达到高潮的时候,美国独立调查记者安德鲁·科普金德在《莫尔》新闻评论中指出:“至少有20个大企业的董事们把水门事件的磨盘推到了如今的地步。但是,尽管他们在这个大丑闻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仍不为人们所知,而且实际上是为新闻界所忽视的。”
  无论如何,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是美国现代社会的两大心理创伤。而这两大心理创伤都与美国新闻界有密切联系。痛定思痛,美国主流社会纷纷把矛头指向了美国新闻界。从此,美国的新闻自由更加江河日下、日益沉沦。
对于越南战争的失败,美国的一些军政要人不是认真反思侵略战争多行不义必自毙的根本问题,而是怪罪于新闻媒介,普遍对侵越战争期间的“新闻失控”痛心疾首。尼克松曾经宣称:“我们的最糟糕的敌人看来是新闻界!”侵越美军司令威斯特摩兰认为,“拿破仑写道:‘三分不友善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为可怕。’”“如果国家要进行战争——不论宣战与否——就应规定一项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避免出现在南越出现过的那种模棱两可的关系。”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开始制定所谓“兼顾新闻界与政府利益的政策”,即战时新闻政策,逐步加紧了对美国新闻媒介的战时新闻控制。

  对于水门事件的结局,美国统治集团也并不满意。他们普遍认为,新闻界的某些人似乎走得太远了。密切观察水门事件的《新共和》杂志老记者约翰·奥斯本形象地概括了这种情况。他说,在水门事件的调查中,新闻界担当了“必要的和恰当的”角色,“与此同时我又不得不说,他们(指新闻界—引者)就像狗一样,闻出了血迹,但是追上去咬死了那只狐狸。”这段话生动而又含蓄地道出了“猎狗”、“狐狸”还有“主人”三者之间的微妙关系。美国新闻界不是一贯以“看门狗”自居么?“猎狗”就是美国的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狐狸”则是权势集团在相互斗争中抛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其作用是缓和内部矛盾、平息社会舆论;“主人”当然是美国的权势集团了。在一定条件下,在权势集团的允许或默认下,“猎狗”是可以“自由地”猎捕他们抛出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但是,一般来说,不能咬死猎物——这样有时会伤害权势集团的利益,难免引起兔死狐悲之慨。当然,“猎狗”更不能在主人——权势集团身上嗅来嗅去了。否则,“猎狗”就跑的“太远”了。水门事件之初,权势集团并不想整垮尼克松,而只是想教训教训他。然而,由于调查记者抓住不放、穷追猛打,揭开了“潘朵拉盒子”,使得权势集团欲罢不能,才不得不“挥泪斩马谡”。自此,美国社会要求对新闻界“滥用新闻自由”的言行进行规范的呼声此起彼伏,美国新闻界从此也像犯了错误的“猎狗”一样自觉地规范起自己来。
  美国新闻自由的沉沦是从战时新闻管制开始的,它经历了三部曲:
  第一部曲:格林纳达入侵。在越战失败和水门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对美国新闻界和新闻自由首次“初试牛刀”,是在1983年里根政府入侵格林纳达的军事行动中。1983年10月12日,东加勒比岛国格林纳达发生军事政变。10月25日凌晨,美国突然出动武装部队和6个加勒比国家的军队一起,占领机场,在格林纳达登陆,并与格林纳达军队、民兵和在岛上帮助建设的古巴人交火,进行了12小时的战斗,并占领了这个国家。据美国国防部宣布,美国出动的部队约有1900名官兵和11艘军舰,其中包括“独立”号航空母舰和“关岛”号攻击舰。后来,美国又陆续向格林纳达及其附近海域增兵至1.5万人。这是美国自越战失败以后第一次最大的军事行动。为了确保军事行动成功,美军实行了严厉的战时新闻管制。所有的战地采访记者必须经军方批准,所有的战地实地采访必须经军方安排,所有的战地新闻稿必须经军方事先审查。所有这些赤裸裸限制新闻自由的措施,要是在以前,美国新闻界早就要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提供的新闻自由权利闹翻天了。可是这一回,美国新闻界老老实实、悉听尊便。
  第二部曲:海湾战争。格林纳达入侵得手后,美国官方进一步加紧了对新闻自由的钳制。1985年,美国防部又组建了国家新闻处。到海湾战争时,美已将其新闻媒体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己所用。海湾危机伊始,美国防部就“做了应付新闻界的战前准备,采取‘损害控制’”。美国防部还与美国中央总部、联合参谋部、新闻机构等部门多次召开协调会议,明确“无害报道”事宜。美国防部及中央总部对记者主要采取了以下严控措施:一是封闭战场敏感区域,控制记者的活动范围;二是严禁记者个人自由来访,建立新闻记者团制度;三是采取“人盯人”战术,为战地记者配备公共事务陪同军官;四是为每位记者发放基本规则表和准则表,要求严加遵守;五是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统一报道口径。战争爆发后,记者团的所有新闻稿件都必须接受严格的“保密”审查。这些措施引起了记者们的普遍不满。鉴于越战的巨大教训,美国防部对电视报道进行了特殊管控。其一是严控本国及盟国的电视记者出入敏感战区,拍摄并且播发刺激性画面;其二是在必要时摧毁敌国的电视台和转播站。这一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后来对南联盟的空袭中得到了全面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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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曲:对南联盟的轰炸。美国实施了空前严厉的全面新闻管制。美国的主流媒体也进行了空前默契的配合。美国在对南联盟轰炸期间的所作所为使得美国的新闻自由沉沦到了有史以来的谷底。

  美国政府为了实现其全球战略,将“新闻自由”原则延伸应用于国际政治和新闻传播领域,相应提出了国际间的“新闻自由流动”原则。
  “新闻自由流动”的思想产生于1920年代。当时,美国作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在政治上、经济上超过欧洲列强。为了打破当时英、法、德三国通讯社垄断国际新闻传播的局面,美国提出了“新闻自由流动”的概念。到了1940年代,美国对外实行经济、政治扩张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为此,它竭力把“新闻自由流动”同“世界自由贸易”、“自由参与世界市场”等主张联系起来。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政府更是把推进“新闻自由流动”作为其外交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美国著名的冷战政策制定者约翰·杜勒斯直言不讳地说过:“如果我只有一条外交政策而没有其它选择的话,我就会采纳新闻自由这一条。”在由美国专家小组草拟、美国国务院审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章程初稿中,推进“新闻自由流动”被列为该组织的主要任务之一。

  那么,美国官方极力标榜的“新闻自由流动”的核心内容和理论依据究竟是什么呢?一是1944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的一项决议。该决议阐明,“国会相信无论个人或集体的新闻收集和发布机构,都有权利利用任何方法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新闻交流,而不受其新闻来源、分布、分类和费用所歧视;国会也相信这种权力应受到国际团体的保护。”二是1948年国际社会确认的《世界人权宣言》。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着重点为宣言原文所有)然而,通过战后几十年的历史和实践,许多发展中国家发现,美国官方极力宣扬的所谓“新闻自由流动”实际上是片面的、虚伪的,有时甚至是别有用心的。
  首先,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口口声声强调的“新闻自由流动”原则,实际上是将《世界人权宣言》中确认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三个方面的自由,缩小为仅仅对新闻“接受”的自由,而忽视了寻求和传递新闻的自由。发达国家对概念的这种限制,意味着侵犯了新闻自由的完整权利。它们所坚持和维护的这一“自由流动”的原则和概念,存在着明显的和严重的缺陷。
  其次,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间的新闻流通实际上是极不均衡的。在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新闻资源和控制着绝大多数国际新闻流量的前提下,所谓的“新闻自由流动”显然实质上是从发达国家涌向发展中国家、从拥有实力和技术手段的先进国家流向较为落后的国家、从大国流向小国的“单向流动”,是西方大国对国际新闻流通的事实上的垄断。发展中国家认为,只要“通讯社、电信设施、大众传播媒介、数据资源、通信设备制造厂集中在少数高度发达的国家中,实际上就排除了平等自由流动的任何机会,排除了自由民主交换的任何机会。”“在强者与弱者之间、富者与贫者之间实行自由流动,对后者有着不利后果,因而在国际上就是对发展中国家有着不利的后果。”
  第三,更有甚者,令发展中国家担忧的是,在国际“新闻自由流动”的口号下,某些国家的政府、跨国公司利用大众传播媒介作为颠覆他国主权、搞乱他国稳定和破坏他国发展的工具。
  为此,早在70年代初,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等各种国际场合,发展中国家明确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正当要求和建议。经过近十年的激烈斗争与努力,终于得到一些发达国家的理解和美国等西方大国一些开明人士的支持。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1届大会通过决议,提出了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基本思想;随后多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实施了建立新秩序的具体步骤。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西方大国政府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
  美国认为,所有这些议案和建议都从根本上违背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新闻自由的原则;反对国际间新闻的“自由流动”就会出现国家和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检查和控制;当务之急是发展中国家要取消对西方记者的入境限制,撤销新闻检查。1983年12月28日,美国政府正式通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决定从1985年1月1日起退出该组织。其理由之一是,美国反对“该组织限制新闻自由的企图”。1985年底,英国以类似的理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此后,国际上关于建立世界新闻与传播新秩序的斗争遂逐渐趋于沉寂。  至此,美国一直是以国际间“新闻自由流动”的卫道士出现的。然而,1999年4月23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国家电视台的轰炸,彻底粉碎了美国政府“新闻自由流动”的伪装。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它们不仅对小小的南联盟发动了一场具有压倒优势的非对称军事进攻,而且发动了一场具有压倒优势的非对称新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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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报道,北约15国共累计使用217种语言对外进行广播,其中美国采用44种语言,英国采用40种语言。而南联盟只有11种语言进行对外广播。双方播出语种的对比是217:11。从播出时间来说,战前(1999年3月以前)北约15国每天累计对外播出近千小时。而南联盟每天对外播出不过10小时。双方播出的时间对比是1000:10。在北约15国中,有6个国家的对外广播中有专门的塞尔维亚语广播。其中,仅以美国为例,其塞语广播是为数不多的从1942年开始至今仍未中断过的对外语种广播。其自由欧洲/自由广播电台共有发射台5座,短波发射机50部,总发射功率9300千瓦,使用频率78个,每周累计播出560小时。而南联盟的国际广播,短波功率不过500千瓦,中波不过1000瓦,国外有没有任何转播台、点,因而其影响力就可想而知了。
  即使是在新闻传播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仍把南联盟的新闻传播特别是广播电视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在轰炸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摧毁了南联盟近50%的广播、电视转播站,同时利用其中一些台站的频率毒化舆论,使南人民生活在“心理炸弹”的恐怖氛围之中。这还不够。1999年4月23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煽动种族仇恨”为由悍然轰炸了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大楼,正在播出的3套节目立即中断,至少当场造成10余人丧生、多人受伤。5月底,根据一些北约国家的提议,欧洲卫星通信组织大会及其理事会决定,停止为转播塞尔维亚电台和电视台的节目提供卫星服务,南联盟已处于被“封杀”的状态。这哪里还有一点点国际间的新闻“自由流动”可言?哪里还有一点点新闻自由可言?
  即使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说法,塞尔维亚的广播电视“煽动种族仇恨”,南联盟是实施种族灭绝的罪人,而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是拯救“人道主义灾难”的正义之师,又有超过南联盟千百倍的军事力量和宣传力量。那么,让一个在强大军事集团的狂轰滥炸之下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的南联盟电视台仅作一些微弱的呻吟,又何惧之有呢?国际间新闻自由流动的原则有到哪里去了呢?难怪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南联盟电视台以后,激起了全球新闻界的极大愤慨。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强烈抗议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国家电视台和造成数十名新闻工作者伤亡的暴行,指出这一极端行为已属蓄意屠杀无辜。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5月13日的报道,在侵略战争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还对波黑媒体报道科索沃的战争实行了严密监控。美国高级官员下令塞尔维亚无线电视台全文播发某些讲话,派去一些军官威胁要关掉电视台,并且警告说,如果电视台不改变报道方式,设备可能会被没收。没收设备的威胁来自美国的国际开发署,该署向电视台提供了一台编辑控制台和一辆车。
  所有这些并不表明美国当局的强大,相反恰恰表明,美国官方在这场不义的侵略战争中色厉内荏、心虚极了。强权而又心虚,就只有求助于专制、专横。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由长期鼓吹国际间的新闻“自由流动”而堕落到了国际新闻传播的专制主义!
  当然,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在美国当局对内实行战时新闻管制、对南实行国际新闻传播专制主义的同时,美国仍然不乏富于敬业精神的媒介工作者和正直的有识之士在媒介上发表一些反映真相和不同意见的报道、文章,只是这些往往被主流媒体的鼓噪所淹没罢了。至于美国主流媒体在这次科索沃战争中的表现已是有目共睹的了,本文限于篇幅暂不展开探讨。
(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