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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时间:2022-08-11 03:58:12 新闻传媒学论文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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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态生存中的真人秀:对“真实电视”的一种文化解读

 真人秀(Reality TV),也被称作真实电视、记录肥皂剧、真实秀等,是由制作者制订规则,由普通人参与并录制播出的电视竞赛游戏节目。
“真人秀”浪潮正在全球蔓延,尽管学术界还不能给这种新节目形态一个严格定义,但并不妨碍各大电视公司的争相搬演和各国观众的疯狂收视。然而,在这些美丽景象的背后,又隐藏着诸如道德伦理、媒体责任等社会问题。
制造世界——“真人秀”中的拟态环境
监测环境一直被认为是媒介的重要功能。但是早在1922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就认为,有必要将人头脑中的景象和外部世界区别开,前者建立在媒体选择性“提示”的基础上,是依据现实环境的客观变动而结构出的一个符号化的信息环境。李普曼将其称为“假环境”(pseudo-environment)①。
另一可供参照的概念是鲍德里亚(Baudrillard)所称的“仿真(simulation)世界”。鲍德里亚认为,“电视就是世界”,真实是电视、电脑屏幕、虚拟现实和立体声耳机的效果造成的。事物变成了事物的形象,甚至事物本身变得比虚拟形象更加陌生。
但无论是“假环境”,还是“仿真世界”,在由“真人秀”开创的新现实面前都变得苍白无力。媒体与环境的关系已经由“提示”和“虚拟”发展到一个全新阶段,即媒体直接“制造世界”。在金·凯瑞主演的电影《楚门的世界》中,可怜的楚门一出生就生活在人造世界中,他居住的海景镇是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棚,天空是布景,海水是布景,连亲朋好友和每天碰到的镇上人全都是职业演员。

这个虚构的好莱坞故事从理论上说完全可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它所隐喻和尖锐讽刺的是媒体对真实世界的遮蔽。恰好在这一年,世界上第一台“真人秀”在荷兰诞生了。媒体工业的发达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好莱坞可以打造一条和泰坦尼克号一样的大船,可以动辄耗资上亿美金建造一座未来城市。这种思维的直接结果是媒体对于“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的迷恋,“真人秀”中大量出现的“阁楼”和“荒岛”正是媒体制造的“微缩世界”。
媒体与环境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现实观感:从电视屏幕中看到的可能不再是“有选择纪录”的生活,也不再是媒体提供的虚拟形象,而是兼容了上述两种传播性格的“真实”秀场。真人秀标榜“绝对真人真事”,宣称运用“纪录片式的跟踪拍摄和细节展览”满足观众赤裸裸的窥视欲,但电视剧式的人物环境选择和矛盾冲突设置、竞赛节目的巨额奖金设置和淘汰方式又暗示出节目本身的虚拟性。无疑,它将纪录片与戏剧紧密结合,由真实性与虚拟性两个层面的内涵构成。
李普曼的年代,是一个媒体观察世界、公众收看媒体的单向年代,而随着直播技术、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媒体、世界与公众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越来越大、彼此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媒体的“社会雷达”功能逐渐让位于媒体对“拟态环境”的建构,比如“真人秀环境”,它源于但不同于客观真实环境,是某种人类生存空间具体而微的拟态,它封闭且相对独立,我们可以称之为“拟态环境”。
当媒介对客观环境和“拟态环境”的监察同时出现在屏幕上时,我们几乎分不清其中的区别。“混杂”的影像生态暗示我们,电视屏幕提供的只是“媒介真实”,但它往往比其参照系(客观真实)更为激动人心,就好像经过电视技术和艺术手段包装的NBA篮球比赛有时比真实的球场感受更精彩一样。这就是“真人秀”时代的媒体现状。
二道帷幕——真实电视真的真实吗
为最大限度满足受众的窥探欲,制作公司对“拟态环境”实行全方位监视,这等于将节目参与者赤裸裸地放到所有电视观众面前,“真实电视”(Reality TV)的名字也就从此诞生。但是,“真实电视”标榜的“真实”真的存在吗?
从本质上说,“真人秀”是一种综合性电视娱乐节目,是对“拟态环境”的真实展现。这里所谓的“拟态环境”包括人造环境的搭建、参赛者的挑选、奖金和游戏规则的设定等,“真实展现”仅指节目的具体进程和细节是真实的。真人秀节目普遍运用“肥皂剧叙事”模式,制作时运用了特写、背景音乐、蒙太奇镜头、高速摄影等技术渲染气氛,后期剪辑和人为控制大量存在。所以这类节目实则是真人参与的电视游戏,在国外,就有Game Show(游戏派)、Reality Soap Opra(真实肥皂剧)和Constructed Documentaries(创构式纪录片)等更接近其叙事策略的名称。
游戏规则是真人秀“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成份,正是规则的渗入进一步剥夺了摄像机前的真实。湖南经视“真人秀”《完美假期》在第二周将要结束时,一名选手被宣布违规停赛,由候补选手代替。因为这名选手和其他选手商量如何赢得大奖,出去后平分奖品,摄像机恰好捕捉到了这一镜头。制片人认为,他严重侵害了他人的利益。事实上,按照博弈论的观点,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位选手的做法其实最符合人的真实想法,但游戏剥夺了这种“不合规则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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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后期制作和游戏规则对真实的抹杀,真实电视最大的真实“骗局”还来自参赛者本身。有关法国第二集《阁楼故事》的报道很能说明问题。这台“真人秀”报名参赛的候选人数达到20万,电视6台在10个外省城市和巴黎组织了4.5万人次的试镜挑选,但最终亮相的参赛者仍受到媒体的一致指责,认为他们不是过于“低劣”、“性感”、“庸俗”,便是过分“夸张”或“专业”,个个都不加掩饰地暴露出强烈的“荧屏成名欲”。②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舞台”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参照。如果说,大众媒介像一道幕布遮蔽了我们对真实环境的观感,那么,我们所见所闻的景象就如同台前的“演出”,真实隐藏在幕后。当一档节目颇具反叛意味地宣称它是“真实电视”的时候,似乎为我们掀开了帷幕的一角缺口,可以窥见幕后的“真实”,但不幸的是,置身于媒介大环境中的“拟态环境”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这样一个“缺口”,我们窥见的幕后真实其实仍旧是另一道帷幕之前的精彩演出。“二道帷幕”甚至“多重帷幕”的比喻,正是当下媒介环境的真实写照。
所以说,真实电视同样是一道将我们与真实隔绝的屏蔽,让“真实的荒漠”变成可以忍受的“屏蔽”。按照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真实首先是屏幕本身,是永远准备扭曲我们对所指、对屏幕现实的感知的障碍。当屏幕介入到我们自身和真实之间,它总是会在屏幕(表象的屏幕)之外产生什么是“自身之内”这个概念,所以“对我们”来说,表象和自身之内间的距隙永远是已设的。?③回到“真人秀”,“拟态环境”本身才是扭曲了我们对现实感知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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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世界的投射——“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互动
可以这样说,在当代社会,不是电视是社会的镜子,而是社会也成为电视的镜子。现实环境和媒介环境的界限模糊不堪,甚至不复存在。考察真人秀节目,我们不但可以在“拟态环境”中找到现实环境投射的影子,还发现其间的诸多元素已经日益渗透到现实环境中来。
1.“临时家庭”的社会寓意
“真人秀”对家庭环境的模仿是值得注意的现象,而这种“临时家庭”更类似于现实生活中的团体或同居群体。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的家庭正逐渐失去经济职能、保护功能和塑造个人内心的力量。因此,个人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内部状况逐渐转向客观化”,家庭成员越来越受到家庭以外力量和社会的直接作用,家庭成为形单影只的个人或数个人的组合。这和“真人秀”中群居的男男女女非常类似,对于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这群人来说,社会角色远远超出了家庭成员的角色。参赛者从事五花八门的职业,有着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参差不齐的年龄,孤单的个人内心领域为社会力量填充和塑造,从而使个人内心领域变成“伪私人领域”,这种现实在转型期的中国家庭已有所体现。
另一个显露的趋势是,公私领域的严格划分开始瓦解,私人领域走向政治化(妇女运动、同性恋运动)和商品化,但是公共领域“理性匿名自我”和私人领域“情绪真实自我”的区分仍十分明显。如何在私域与公域之间找到平衡,减少二者的对立摩擦已成为现代人极为关注的问题,“真人秀”迎合了大众心理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并通过具体示例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
2.梦样游戏
“真人秀”和纪录片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肢解了电视的纪实特征,没有了常规纪录片对真实的努力追求,代之以高潮迭起的游戏情节、模糊的时代背景、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等。它通过监视性摄像头的运用营造出再现真实生活的幻觉,同时通过“临时家庭”的构建完成了对现实本身的肯定,它毫不客气地使情节停留于现实,却也毫不修饰其假定性和表演性,同时又给观众以“理想家园”的梦幻(《完美假期》)和金钱(《老大哥》)、美女(《欲望岛》)等欲望客体的期待。也就是说,它苦心营造真实幻觉,展示对现实本身的肯定,但又在一种迥异于生活真实的游戏背景中表现出人对于梦样生活的期盼,这就形成了形式与内容上的根本矛盾。
3.丑陋的人性
真人秀规则在其设置之初就暗含了让人忧患的种种预设,如《幸存者》,竞争者可以发挥除暴力以外的任何手段。这意味着竞争者除发挥人格魅力赢得支持外,还可以运用不正当但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欺骗、诽谤等。事实表明,人性隐秘而丑陋的一面果然在电视直播中展示出来,不仅如此,这些展示出来的丑陋面还会溢出“拟态环境”,反过来影响现实生活中的人群。
美国传播学者乔治·格伯纳(George Gerbner)经过20年文化指标研究提出了“涵化理论”,他认为,人们看电视通常只为“娱乐”,而“娱乐”内容最可能发挥“涵化”效果。尤其是电视内容介于“虚构”与“真实”之间,并有周期性的形态,长久下来,受众就会接受媒介所虚构的世界,而与真实世界相结合,形成个人“脑中的图景”。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看电视较多的人(heavy TV viewers)比少看的人(light TV viewers)更会觉得世界是卑鄙的(mean)。格伯纳对电视进行研究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真人秀”,但他的假说让我们对这类节目的负面传播效果深表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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