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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杀记者，恰恰证明了媒体的力量
据8月8日《南方周末》报道，日前，兰州市公安局将一纸“公函”送到兰州市内6家都市类报纸负责人手中，宣布对16名记者予以“封杀”。公函称：由于个别记者因采访不深入，出现了一些严重失实的报道，这些失实报道既违背了新闻报道客观真实性的原则，也损害了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给公安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同时，鉴于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和保密性，公安局以后将不再接待这16名记者，这些记者也“再不宜到公安机关采访”。但是据《南方周末》记者调查的结果，所谓报道“失实”，纯属“欲加之罪”。公安局有没有权力超越新闻主管部门，而单方面“封杀”记者？对此，一位法律界人士说得好：公安局的做法是一种越权行为，新闻报道失实的判定只能由仲裁机构或者法院作出，公安局的行为是一种行政霸权。这种内部行政行为直接剥夺了多名记者的采访权，构成了职务侵权，是对记者职务行为的直接侵害。
事情已经很显然，因为媒体据实报道了一些公安人员执法犯法、甚至为非作歹的事情，公安机关以为有损形象，所以才有了“封杀”之举。果不其然，“封杀”之后，报上就“平静了很多”。“这就是效果。”一位公安局领导这么指出。
然而我却不明白了，树立和维护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的形象，是通过对媒体的“封杀”达到的吗？所谓“效果”，通过“封杀”与通过整肃工作作风到底哪个更有效更真实一些？事实上，“封杀”记者所昭示的，已不仅仅是一种行政霸权，在我看来，它更是一种“护短”行径。
这种“护短”所表现的，首先是一种对于存在问题的视而不见。明明是据实报道，却偏偏认为是“失实”报道，如果不是一种回避，就必然是一种盲目。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兰州公安局所表现出的，正是一种拒绝监督的姿态。举例说来，比如兰州《晨报》与兰州警方之间多年来的关系：1996年《晨报》创办之初，蜜月期，公安全力配合，大篇幅地正面报道；几年后，去采访，泡热茶，递好烟，不说话，打哈哈；第三阶段，连门都难进。这种态度上的转变，随舆论监督的加大而变化。对此，当地一位报社领导说道：他们披露的都是公安系统的害群之马，他们是在向公安部门建言，如果公安部门连这点接受批评的胸襟都没有，如何保持队伍的纯洁性？
不正视问题，将问题藏着捂着，反过来还要“封杀”记者，这种现象，我们也似曾相识。前些年曾闻某地喊出过“防火、防盗、防记者”的口号，近年来一些地方发生重大事故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尽一切可能对外封锁消息，“著名的”南丹矿难发生后，有记者从其他渠道风闻后前往当地采访，竟被百般阻挠，甚至野蛮干预。在我看来，此次兰州所谓的“封杀”，实质也正是“防记者”的翻版。
然而防也好，封杀也好，却都是可笑的。一方面，他们真的以为可以一手遮天、防民之口吗？南丹事故，尽管当初捂着盖着，真相最终还是大白于天下。前不久的繁峙矿难，尽管死难者被人为地转移、埋葬，尽管出事矿区被做得“像没事一样”，但真相依然被媒体披露了出来。而且，如果不着眼于从根本上正视并解决问题，即便对本地媒体成功地实现了“封杀”，难道就能逃避监督？不信它有多大能耐，可以封住所有媒体的嘴。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兰州新闻界，一些报社并没有因为一种行政霸权而放弃责任，一家报社的领导在得悉本报一位记者遭到“封杀”后，就明确表示：“这是一名优秀的记者，很称职，我不仅不处理她，还要表扬她。”
应当看到，当一些被监督者对媒体“板起脸子”，封之杀之，恰恰证明媒体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同样应当看到，媒体作为一种社会公器，它的存在，乃是一种社会公义和良心的选择，而从来不会以某一个群体的意志为转移。（文章来源：《检察日报》）（完）
封杀记者，恰恰证明了媒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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