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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国改革者朝拜的“麦加”

时间：2022-08-17 12:50:32 社会学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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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中国改革者朝拜的“麦加”

“温州模式”具有普通意义。在我国，象温州这样人多地少、交通闭塞、国家投资很少的地方的确不少，而温州在改革开放以来，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使经济社会大发展、大提高，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地方之一，正如田纪云同志所说的：“温州的路走得不平坦，曲曲折折，但一直发展得比较好。温州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对我国中西部地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尽管在邓小平南巡谈话之前，外界对“温州模式”争论不休，但早在1983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温州专业商品产销基地的调查报告、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正式提出“温州模式”以来，到温州参加学习的人成千上万、1986年成了“温州年”，一时间温州成了中国改革者朝拜的“麦加”。此后，温州几度成为热点。邓公南巡谈话以后，不少地方公开提出学习温州，河北省委书记在全省会议上强调学习温州，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一些地方自己动手建设“温州”，黑龙江省七台河市、吉林省公主岭市都提出建设“北方温州”的口号，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因市场发达而被人称为“西部温州”……除了过去“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之外，没有一个地方如此被人学习仿效，而且，耐人寻味的是，大庆召开万人大会动员学温州，有人戏称：“全国学大庆，大庆学温州”。事实说明，在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温州扮演了一个特殊的角色。

温州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举其要者有四个方面：

第一、为市场经济发展展示了生动的实践经验。“温州模式”的本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列宁说：“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大胆地选择市场经济，积极地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地完善市场经济，历经磨难，义无反顾，积累了活生生的实践经验。这对外地来说，其用处有三：一是“学习”。温州人唯实，不唯书，不唯上，敢吃第一口，敢迈第一步，按照经济的内在规律，探索发展路子。许多后来证明是正确的方面，都认为是值得学习的。如“温州模式”最初概括的内涵——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供销大军、以及后来出现的新亮点——股份合作制、小城镇建设、城市建设引入市场机制……，还有探索过程中创造的诸多“全国第一”，对温州人来说都是“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探索，而对后来者来说，可能是“得来全不费功夫”的经验。二是“借鉴”。温州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一些负面效应，经过努力不断得到克服，例如，市场从无序竞争到逐步规范，政府从“无为而治”到“有为而导”，产品质量从“仿冒”多到名牌多，农业生产从被严重忽视到上新台阶……，所有这些，温州都毫不保留地剖示给人，使其从中引以为鉴，少走弯路。三是“启示”。李瑞环同志说：“从温州的实践中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启示：我们各个地区、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必须始终坚持‘一个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坚持‘三个有利于’。对于一时看不准的事物不要急于定性，下结论，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允许试验，鼓励探索。”而这些“启示”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温州模式”的本身。

第二、为市场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少理论突破。“温州模式”在理信纸上的贡献出自两条途径，一方面，温州作为我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其成功的实践，为理论的突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有力的实证；另一方面，现实的土壤培育了一大批理论工作者，十几年来，研究温州经济方面的专著计有十几部之多，不少人敢冲理论禁区，苦作理论思索，取得了不少成果。从大方面来看，第一次创业期间，冲破了两大禁区；第二次创业以来，破解了两大课题。温州经济起飞有两只翅膀，一只是市场化，一只是民营经济，温州在理论上冲破的第一个禁区，就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早在1986年温州就有人提出“生产要素市场化”的观点；第二是所有制理论上的禁区，所括个体私营的地位、非公有制经济的比例等，温州理论工作者都提出了在当时属于非正统的观点。对此，李瑞环同志最近给予充分肯定，他说：“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这是对包括温州在内的各地经验的肯定和总结”。二次创业战略实质上是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战略。二次创业破解的第一大课题是经济发展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温州原来是一个典型的粗放型发展的地区，由温州率先提出经济发展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的理论，意义非同一般。第二个课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温州在政府作用问题上走过一个“马蹄型”——计划经济体制下与其它地方一样，政府是“无所不包”的“硬政府”；改革开放初期，出于放弃“左”的禁锢的考虑，政府一度是“无为而治”的“软政府”；改革发展到一定阶段特别是二次创业以来，温州积极寻找“有所为有所不为”的“适度政府”的定位，并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这些从温州曲折历程中形成的理论建树，令人弥觉可贵。

第三、为全国许多地方进行了“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如果说来温州参观考察或请温州专家去介绍经验，由于没有温州人的直接参与而很难移植温州的做法，那么，成千上万的温州商人在那些原先自然经济观念或计划经济观念比较深厚的地方安营扎寨，则对它们发展市场经济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温州有100多万人在全国各地经商办企业，客观上是在为那些地方作“温州模式”的“实地演示”。温州人以崭新的经营方式推动所在地市场繁荣和经济发展，而且，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温州人一边挣钱，一边传播着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和本领”。对一些地方摆脱计划体制的束缚起到催化作用。温州人具备“自主意识、创业精神、创新思维、负重品格、风险观念、经商能力”，其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任何经济教科书所不能比拟的。

第四、为外来人员提供了市场经济的“实战训练”。温州经济的高度流动性既表现在本地经商人员流出多，也表现在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流经多。据调查，一些有过“温州经历”的外地人，在温州学习了经商方式、办厂经验，回家乡经商、办厂，当了“小老板”。客观上温州成了市场经济人才的一个“培训点”。这里主要是两类人员：一是外来务工人员。八十年代末温州外来人员形成规模，现在百万人以上，按流转平均周期计算，累计有三、四百万人，其中一些素质比较好的，在这商品经济的“实战训练”中，从观念、见识到能力都得到转变和提高，回去操办了个体工商业。另一类是来温进货的外地人，从销售温州货开始，借机了解温州货的生产过程，便回头自己搞生产自己销售。有人曾调查妙果寺场走下坡路的问题，上述情况即是其中一个原因。虽然，以上人员比例不高，但温州人确实培养了一批市场竞争对手，这是不是可以看成温州作为试验区对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额外贡献”呢？

费孝通先生在十年前从流通的角度考察温州，认为“‘温州模式’超出了区域范围，而在全国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

本文意犹未了的问题是：“人家学温州，温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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