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贤子孝：“母道文化”的历史建构与实践

母贤子孝：“母道文化”的历史建构与实践

母亲.母道：性别文化的建构

母亲，是文化赋予的一种性别角色；母爱，是人类情感的极致；尊母，是绝大多数文化共同的传统。赋予“母性”——文化认同的母亲角色和规范，赞美讴歌伟大无私永恒的母职母爱、母德，旨在回报母爱、母劳的尊母、孝母的制度习俗，就构成了“母道文化”的核心。尽管赞母职、颂母爱和尊母亲是超越文化和时空的，但很少有中华民族如此悠久和深厚的尊母、孝母的观念、礼俗的积淀。流传近3千年的《诗经.凯风》这样歌咏：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这是一首赞美母亲和儿子自责的诗：生下七个孩子的母亲，像和暖的春风呵护孩子，她整日操劳，她具有“圣善”之美德；七个儿子长大了，却不能慰藉母心，分忧分劳，让母亲依然劳苦……更多的古籍重复着这一颂母、孝母的“主旋律”。二十四史尽管绝少记载妇女，但没有忘记表彰孝敬母亲的孝子孝妇的典型；地方志更是连篇累牍地记载。别史和私人著述也不乏记录，如刘向的《古列女传》，开创了母亲类型划分标准并进行范式化，成为2千年女教之圭臬：有正面的超级母亲——“母仪”，才德兼备的“贤明”、“仁智”之母，具有“贞顺”、“节义”美德或具备“辩通”之才的母亲；也有反面的淫妒祸国败家的“孽嬖”。　儒家关于礼书的经典如《礼记》、《仪礼》详细规定如何对母亲生前、身后的尊孝、哀伤和追思，不但成为历代儒者身体力行的准则，而且还被后代不断阐发，进而影响朝廷决策和引导民众行为，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儒家将对母亲的尊孝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挂钩，与此同时，也要求母德的提升、期待母亲的奉献牺牲也就水涨船高起来。　在母道文化方面，遵循这样的逻辑建构并实践着：需求促成了事实，事实反映于论述话语话语反过来又建构促进了现实——这种不断的实践--建构—再实践—再建构……，就形成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母贤子孝的母道文化传统。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既不能一味提倡封建时代的“孝道”和要求母亲的无私奉献牺牲，也不能全面否定母道文化中尊母孝母和母德母爱的意义价值。我们需要对这一母道文化现象进行历史的追溯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母道文化”实际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为母之道”，也就是人们怎样要求和看待母亲具体而言就是什么是好母亲（同时也界定什么是坏母亲）；二为“事母之道”，即对母亲的态度和行为——占主导地位的儒学传统的规范和事实上情形是怎样的。所谓社会性别（gender）分析，简言之，作为一个制度和结构，历史文化是怎样安排规定性别角色和规范的？具体来说，是如何规定母性和母亲角色身份的？赋予这种身份、角色以怎样的气质品性和职分？用什么途径来规范职分行为道德？如何塑造模范的母亲和孝顺的儿女（媳）谁参与了这种塑造？为了何种需要？产生的效果如何？都需要也应该给以回答。　为母之道：赋予母性和塑造“模范母亲”　“母亲”和“女人”一样，不是天生，而是社会造就。“母亲”是对女性的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的指认派定，“母性”则是对母亲角色界定规范和塑造。为人之母不过是女性诸多家庭身份角色——女儿、妻子、媳妇、母亲中的一种。用今天的眼光看，生为女人，女儿角色无可逃遁，而妻、妇、母不一定每个女人必须承担。但是，在儒家文化建构的性别制度中，生为女子身为女儿而不嫁，既嫁为人妻妇而不育，那是有悖伦理常情的另类异端，不为世俗所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对丈夫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妻子来说，“无子当归宁，有子月经天”。看来，赋予女性以“母性首要条件是结婚并生育（严格说生育儿子），这是做“母亲”的底线；至于被称作“好母亲”，需要在职分、气质和道德上接受文化的重重塑造（特别受社会性别制度文化的塑造和自我塑造），并不断加强“母性”修养，才会受到得到主流社会文化的认同——在世时受到家人称许，儿女尊敬，死后亲属礼葬，后代祭享，她们中间的优秀者还会彪炳史册，被后代颂赞效仿。

关于“好母亲”的标准，尽管总是在不断变化，但基本条件是要能育善养，相夫教子，敬长恤幼，克己持家……不过，时代越古，好母亲的类型越呈多元和开放的态势。西汉刘向撰写的《古列女传》，表彰的母亲就具有多样性：（1）母仪——母亲和婆婆的最高典范刘向如此界说：“惟若母仪，贤圣有智；行为仪表，言则中义。胎养子孙，以渐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业……”她们是女中圣贤智者，言行举止中义合度，为人表率；还善于生养子孙，推行教化，以种种美德襄助儿孙建立功业。像舜的两个妻子娥皇、女英，刘向称赞她们“德纯而行笃”，不但靠智慧贤德使舜化险为夷，事业成功，而且还孝事阴险偏执多次合谋杀害舜的公公瞽叟。夏商周三代圣母式的女始祖，更是母仪之选——涂山氏女作为大禹之妻，禹十载治水，三过其家不入其门，也毫无抱怨，教养儿子启成就令名，继承父位开创夏朝。商民族先祖契的母亲有娀氏长女简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乐于施惠”，教导契“理顺之序”，前后被尧舜重用，他的后代汤创建了商朝；汤的妻子有莘氏女生下儿子仲任、外丙，不但教子有方，还协助丈夫成就王业。周人的先祖后稷的母亲姜嫄，“性清静专一，好种稼穑”，教给后稷种植桑麻五谷，周部族逐渐兴盛，到姬昌姬发父子时代灭商建立周朝。至于著名的“周室三母”——太王（古公亶父）的妻子（王季生母）太姜、王季正妻（文王母亲）太任、文王妻（武王母）太姒，更被刘向赞为母仪的最高典范。称太姜“贞顺率道，靡有过失；太王谋事迁徙，必与太姜”；赞太任“性端一诚庄”，善于胎教，生下明圣的文王；颂太姒“仁而明道”，“有德”，号称“文母”，“文王治外，文母治内”，生下十男，“教诲十子，自少及长”，才有了武王、周公成功有德的儿子。这些都是帝王的母妻，集母职、道德、才干于一身。从中可以看出，刘向的时代社会还普遍认为，主内的妻母既贤明又有才具是受到肯定的，因为这些才使她们对部族和国家做出贡献（如姜嫄教稼穑，太姜参与部族迁徙的重大决策，太姒成为开国十名治世能臣之一）。《尚书》记载周武王说过“予有乱（治）臣十人”，其中就有母亲太姒，而孔子却改为“九人而已，有妇人焉”。可见孔子的时代已经排斥作为母亲的妇人参与政事。刘向树立的“母仪”，初了王母、王后，还有普通贵族和平民。像春秋时期卫定公夫人定姜，为丧夫归宁的儿媳垂泪吟诗送别，树立了一位“慈姑”的形象；鲁国季孙氏文伯之母敬姜，以“正曲枉”“均服”教导文伯相鲁之道，家居生活也处处以礼行事，能匡正儿孙过失，同代的孔子盛赞她的贤德慈惠。还有一类慈母是善待前妻之子的继母，魏国芒卯的续妻，尽管前妻的5个儿子都仇视她，但当其中有人被系狱时，她四处奔走相救感动了魏王，赦免其前妻子死罪。孟子的母亲三迁其居、断织励学的故事，更是人人耳熟能详。楚国将军子发的母亲教诲儿子体恤士兵；齐相田稷的母亲教育儿子拒绝贿赂，做廉洁正直的君子……这些母亲都成为后代广为流传的教子有方的贤母形象。“母仪”不是人人可以企及，于是刘向又将那些具有一、二美德、才具——或仁智、辩通或贞顺、节义的母亲推举出来，供更多人效法。能洞察几微、规劝儿子和家人趋福避祸的“仁智”母亲如密康公母隗氏，她劝说儿子献出私奔投靠的三个美女给周王，不可自己享用，不听，招致周天子征讨而亡国；晋国叔向的母亲羊叔姬预见儿子叔鱼和孙子叔虎有“狼子野心”，必给羊舌氏带来灭族之灾，后来得到验证；赵括的母亲深知儿子只会纸上谈兵，力谏赵王不要用儿子为帅，赵王不听，造成赵国血染长平的惨败。面对凶险而能从容申辩、化险为夷的“辩通”的母亲，首推楚国郢大夫江乙之母，江乙被楚国令尹诬告犯盗窃入狱，其母亲自见楚王，用巧妙的譬喻，指责令尹的诬枉和儿子的无辜，江乙终被赦免。《古列女传》中也列有贤明、贞顺的妇女，但多是妻子，即未来的母亲；“节义”的范围较广，保母乳母、继母、姑姑、妯娌、妻妾等多种角色身份，伦理关系已超出母子、夫妻范畴了。　在树立正面母亲典范的同时，刘向也列举了坏母亲（女人）——“孽嬖”代表。与三代兴国贤母相对立是末代亡国的“女祸”，像夏桀后妹喜，商纣后妲己，西周幽王后褒姒，都被指控为以色惑主，毁乱纲纪，导致家坏国亡的“厉阶祸首”。无独有偶，春秋时晋献公夫人骊姬，蛊惑献公废世子申生，立自己亲生儿子奚齐，迫使诸公子流亡19年，造成晋国政局长期动荡。这类导致乱政的母亲成为后代“女祸”的一面镜子。贵为王后、夫人，身为母亲，非但不被尊重，反招致指责詈骂，就是因为她们危及了家国安定，搅乱了男女内外界隔。有鉴于此，后人对身为母亲介入外部公务的才具智慧不再过多赞扬，而更多注重家内的母职和德行。但是在皇家，如果遇到继胤中断，幼主登基，还需母后临朝听政，这在汉、宋两朝特别引人注目。对于官宦和平民的家庭，演变到后来，对贞节苦孝、相夫教子的母亲的记载日多，充斥着正史和方志的列女传和私人著述的碑铭祭文中，后代各种女教书中，也包括身为母亲的妇女对女儿、儿媳辈的叮嘱教诫，汉代班昭的《女诫》开母亲著述教诫女儿之先河。其实，这是更有力有效的母性塑造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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