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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三大疑案”的由来与学术论争

时间：2023-02-27 09:51:26 历史论文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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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三大疑案”的由来与学术论争

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之间具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次能应东方文化交流协会的邀请到日本进行参观考察与学术交流，深感愉快和荣幸。我是学习研究清史的，邀请方的朋友，希望我能讲一个大家喜闻乐见的题目，恭敬不如从命，我就选择了“清初三大历史疑案”这个题目，主要是想就“太后下嫁”、“顺治出家”和“雍正继位”这几件事的历史真相及学术界的论争情况做些评介。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少演义传说与奇闻轶事，而关于清代宫廷中的传说故事尤多。除上面提到的“三大疑案”外，还有什么“四大奇案”等。不过有些事显然是后人有意的编造，荒诞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但我们要讲的“三大疑案”，都不论是耶，非耶，都事出有因，有一定依据。所以，从清初当时，直到现在，始终是众口异词，聚讼纷纭。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推出的不少关于清代宫廷的影视剧，如《孝庄秘史》、《康熙大帝》、《雍正王朝》等，剧中对这几件事都有生动渲染，常有些观众和读者提出，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作为清史研究工作者，也有责任和义务依据有关历史文献做必要的说明和澄清。

历史事件是由历史人物的活动构成的，我们就从这三大疑案的主要当事人讲起吧。一、历史上的孝庄、顺治和雍正

孝庄、顺治与雍正是三大疑案中的主要当事人，他们不仅都实有其人，而且都是清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从他们一生的活动经历中，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分析问题的依据，故有必要对这三个人物作简要介绍。

（一）孝庄——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孝庄（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卒于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即“太后下嫁”中的太后。据史料记载她是蒙古科尔沁人，博尔济特氐。后金天命十年（1625）嫁于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称帝，封其为永宁宫庄妃。其子福临即帝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其孙玄烨嗣帝位，又尊为太皇太后。因是皇太极之妃，而皇太极之谥号乃“文皇帝”，加之其子、孙又都是皇帝，故她便由妃称后，死谥“孝庄文皇后”。

孝庄，天质姿丽，聪慧能干，且有谋略。其一生经历了清初三朝更迭。早在皇太极执政时，“赞助内政，越既有年”[2]。当皇太极病逝时，她方32岁，由于当时“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3]。其中最有力的争夺者为睿亲王多尔衮与肃亲王豪格。在斗争甚为激烈的情况下，经她与皇太极之孝端皇后之多方斡旋，才使多尔衮谋位之欲未能得逞，终由其子福临继位。此后，她又全力辅佐福临，由于多尔衮位高权重，谋位之心不死，时刻威胁着福临的地位。为此，她又对多尔衮施展谋略，软硬兼施，既笼络，又控制，从而挫败了多尔衮的野心，巩固了福临的帝位。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病终后，年方八岁的玄烨继位，是为康熙。孝庄又辅佐康熙，授以治国安邦方略，当时的许多重大决策都与她的筹谋擘画密不可分。正如康熙日后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致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有今日成立。”[4]康熙二十六年十二月（1668年1月）孝庄病逝，享年75岁，其临死前对康熙说：“太宗（皇太极）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不可为我轻动。况我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务于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则我心无憾矣！”[5]意即不必与其夫合葬。康熙遵旨将其灵柩暂置停于遵化清东陵。直到雍正时，才将其正式安葬于今河北遵化的东陵（称昭西陵）。

孝庄在其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涯中，于清初的统治集团中，可谓是一个位高权重、一言九鼎的历史人物，其为清朝的建立与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一位经历清初三朝的杰出女性。

（二）顺治——清朝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

顺治，名爱新觉罗·福临，生于清崇德三年正月(1638年3月)，卒于清顺治十八年正月（1661年2月），乃皇太极第九子，也是清朝入主中原、君临全国的第一代皇帝。

值崇德八年（1638）皇太极突然病死，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之斗。经过相互斗争权衡，各方达成妥协后，才由年仅六岁的福临继位，并由他的两位叔父济尔哈朗与多尔衮辅政。1644年9月福临进入北京，改元顺治。然朝政仍由多尔衮把持。多尔衮居功自傲，独断专行，根本不把顺治放在眼里。顺治七年多尔衮病逝，翌年顺治帝亲政。不久，即以多尔衮擅权作威、谋逆篡位等罪名，将之削爵夺封。尔后，在其母孝庄太后的辅佐下，竭力摆脱满族权贵的干预，一度励精图治，重用汉官，整顿吏治，奖励垦荒，经略西南，攻占云贵，逐渐实行了对全国的统治。但顺治在个性方面，比较暴躁，感情脆弱，多愁善感，喜怒无常。他又笃于宗教信仰，最初信奉天主教，尊称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玛法”（即“爷爷”之意），凡事必向之询问，敬重有加。从顺治十四年起，他又转而信奉佛教，先后将南北高僧玉林琇等召入宫中，论经说法。顺治十七年其宠妃董鄂氏病逝，使之感情遭受沉重打击，顿时万念俱灰，萌生厌世之念，并削发受戒。后经孝庄太后与玉林琇竭力劝阻，才又蓄发隨俗。此后，便一蹶不振，身体日加虚弱，终于染上天花。当自知死期已至时，召亲信朝臣草拟遗诏，以罪己诏的形式，历数执政中的罪过，宣布由其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并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1661年2月5日）病逝，终年24岁。随后，遗体火化，骨灰葬于遵化清东陵，庙号世祖，谥章皇帝。

但也有传说，顺治并没有死，而是走出皇宫，云游至五台山，皈依了佛门。

（三）雍正——上承康熙下启乾隆的清代入关后的第三代君主jrM U"tQYDR1.|:%~7?pY)rcC?Tv~XKeYlwww.６６wｅn?%vrG$Sejg+#C?mT{EawopmL%

雍正名胤祯，乃康熙第四子，生于康熙十七年（1678），死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号雍正。生母乌雅氏，生胤祯时尚是普通宫女，第二年被封为德嫔，康熙之第十四子胤禵亦为她所生。胤祯六岁即入南书房读书，学习勤奋，对满、汉语及满、汉文化均有坚实基础。康熙三十七年被封为贝勒，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继承皇位。当时他已经四十余岁，俨然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他继位之后，力图改变康熙晚年的敝端，厉行改革，清理财政，追缴亏空，惩治贪官，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军机处，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还平定了青海、西藏等地的一些叛乱等等。他勤于政事，坚毅果断，严厉苛刻，功于心计，是有所作为的一代帝王，上承康熙，下启乾隆，形成了历史上的康乾盛世。不过，他在康熙晚年的储位争夺中，也深深卷入了斗争的旋涡，并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最后取得皇位。特别是其执政后，残酷打击政敌，先后幽死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又处死亲近死党年羹尧、禁死隆科多，落得个生性暴戾、残酷苛毒的骂名，以致使人们对他皇位的合法性引起质疑，究竟是矫诏篡立，抑或是正常继位，几百年来一直争论不休。二、对“三大疑案”的逐一辨析论文清初“三大疑案”的由来与学术论争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在简要介绍了三个历史人物之后，我们再就“三大疑案”究竟是耶？非耶？透过学术界的争论，来逐一进行辨析。

（一）“太后下嫁”说的由来及其论争

所谓“太后下嫁”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其小叔睿亲王多尔衮。此事在《清朝野史大观》、《清史演义》及《清宫轶闻》中多有记载，且绘声绘色，十分逼真。但这些文人骚客的描写，与信史相证，常破绽百出，虽不足为据，然也并非全是空穴来风。此事最早引起史家关注的文字是明遗民张煌言的《建夷宫词》十首，其中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6]。张煌言是明末清初人，此词写于顺治七年，以当时人写当时之事，似有所据。何况多尔衮恰于顺治五年已被称“皇父摄政王”，而慈宁宫又确是孝庄太后的寝宫。词中说的慈宁宫里张灯结彩，喜气盈盈地举行太后的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于多尔衮之事。据此，有些清史学者便认为“张煌言是清初人，与多尔衮同时，所说当有所本”，再结合其它材料，便断言“太后下嫁这件事是可以相信确有其事的”[7]。

主张确有“太后下嫁”之事的还有另外一个论据：其一，多尔衮被尊为“皇父摄政王”，此事不仅记载于《清实录》与蒋良骐的《东华录》中，也流传到许多档册、文告中，甚至《朝鲜李朝实录》中亦有“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的字样。这些都间接透露出多尔衮已为“太上”与“太后”相对称，证明由“叔父”改称为“父”，显然与母后下嫁有关；其二，据蒋良骐《东华录》记载，关于诏告多尔衮的罪状中有“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岂非暗指多尔衮迫使太后与之为婚一事；其三，孝庄病逝后，遗嘱康熙不要将其与皇太极合葬，是否因其有再嫁多尔衮的难言之隐；其四，满族作为北方的少数民族，素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妇之旧俗，即使有下嫁事，亦不违伦理道德。何况，多尔衮于顺治七年曾逼死肃亲王豪格，之后又纳其福晋为妻，这也是明载于当时的谕旨和奏疏中。豪格是多尔衮的亲侄，他可以纳侄媳为妻，又何不能妻以兄嫂呢？

但是，“太后下嫁”说却未能取得学术界的公认，清史大师孟森先生曾撰有《太后下嫁考实》一文，对有关“太后下嫁”说的依据，予以一一驳难。他认为张煌言是故明之臣，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词难免有诽谤之语，况且“诗之为物，尤可兴到挥洒，不负传言之责”；再者，顺治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此亦不足以为“太后下嫁”之依据；至于所谓“到皇室内院”，不见得专指孝庄太后，疑多尔衮另有乱宫之举；此外，孝庄不愿与皇太极合葬，乃因昭陵已葬有皇太极之孝端皇后，第二皇后不与夫君合葬，这在古代与此后都不乏实例。孟先生还认为既然“皇父摄政王”之称是公开事实，而倘若有“太后下嫁”之事，却为何不见于清代宫书档案呢？与孟森先生的看法相同，著名清史学家郑天挺教授也曾撰《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一文，文中说：“多尔衮以亲王摄政称皇父，……疑皇父之称与‘叔父摄政王’、‘叔王’均同为清初亲贵之爵秩，而非伦常之通称”，似与“太后下嫁”无关。总之，孟森等认为，不能只凭张煌言的诗，以孤证论定有“太后下嫁”一事，而其它证据多系推测。

然而，孟森、郑天挺的说法也未能成为定论，胡适先生在读过孟氏的《太后下嫁考实》后，遂致书诘难，指出孟文“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的理由”，“终嫌皇父之称似不能视为仲父、尚父一例”。此后，无论是1949年之前，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仍不断有人肯定“太后下嫁”之说，如已故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就曾在《清孝庄文皇后小记》一文中说：“即使有此事，也只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手段来看，值此明清争夺天下之际，能息止满洲内部的矛盾斗争”，将其视作“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8]。也有的学者在在原有论据之外，又补充了新的依据。他们根据四川师范学院图书馆收藏之《皇父摄政王起居注》书后原收藏者所写之跋语“清季，宣统改元，内阁库垣圯。时家君方任阁读，奉朝命捡库藏。既得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之诏，遂以闻于朝，迄今犹藏诸故宫博物院”，并据此认为“这可算是太后下嫁的有力证据”[9]。遗憾的是直到目前，并未发现和公布上述“跋语”中所说的“太后下嫁摄政王诏”。倘确有此诏书，则“太后下嫁”即成定论，否则仍是一桩未了之历史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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