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因素与交往法则——以《围城》的人际互动关系为例

时间: 2012-09-15 栏目: 社工论文

人情因素与交往法则——以《围城》的人际互动关系为例

  张晓红,黄铭钊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东广州 510631)

  摘要:黄光国在“人情与面子理论”中,将人际交往关系分为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以及混合性关系,并根据二者间的不同关系厘定出需求法则、公平法则及人情法则。本文基于该理论模式,以《围城》作为分析材料而剖析小说中涉及的各类人情关系,并对混合性关系进行重新分析,结合“请托者人情资源的掌握情况”这一条件,提出直接性混合关系和间接性混合关系两个子概念。

  关键词:工具性关系;情感性关系;混合性关系

  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伦关系十分微妙复杂,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还是有其规律性可言。在这样背景下台湾学者黄光国提出了人情和面子的理论模式,该理论模式将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人际互动中人情与面子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将使用这个模式中“资源支配者的心理历程”部分作为本文分析的理论框架,并选取文学作品《围城》中的人物关系作为分析材料。

  一、人情理论模式的基本内涵

  (一)黄光国的人情理论模式

  黄光国将交往双方区分为资源的支配者和请托者,社会行为的产生就在于这两者间的交往互动,而不同的行为取决于资源支配者对交往双方关系判断的心理历程。作者认为,在支配者的心理历程中,关系判断是第一步。因此,作者将人际交往间的关系划分为三种,如上图所示,左边的长方形代表不同的人际关系,斜线部分代表情感性成分、空白部分代表工具性成分,而根据两种成分的比例大小即可得出人际交往中的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性关系。

  首先,情感成分占主导的是情感性关系。在作者看来,“情感性的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关系……像家庭、密友等原级团体中的人际关系,都属情感性关系之例。”它满足的是交往双方的情感需要。在情感性关系中,行为体双方彼此以“需求法则”交往且分配资源。(论文范文 www.fwsir.com)即资源支配者在作出决定时主要考虑的是请托者的实际需要。

  其次,工具性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是工具性关系。个人与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不过是作为个人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利益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这种关系是短暂而不稳定的,资源支配者在作出决定时主要运用的是相应的“公平法则”。在一般情况下,支配者能客观地依据每个人贡献比例的大小进行资源分配,使请托者获得与其贡献相当的报酬。

  最后,混合性关系是介乎情感性关系与工具性关系两者之间的一种人际关系。相对于情感性关系而言,混合性关系中交往双方彼此认识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及原始团体那么牢固;相对于短暂性的工具性关系而言,混合性关系在时间上有一定的延续性,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往来得以维系。因此,资源支配者运用的是“人情法则”,即在作出决定之前考虑的是决定会否影响到自身的人际交往,是否应该给予对方特殊的帮助以巩固自己的“人缘”。

  (二)混合性关系的解读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三种人际关系界定的标准在于交往双方情感性成分、工具性成分的比例大小。在资源支配者进行关系判断的心理历程中,考虑的范围涉及双方关系网络中的其他人,情感深浅的判断也好、利益驱动也罢,往往是一种间接的“人情”。因此,有必要在作者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条件,即人情资源的掌握情况。从这个角度出发,混合性关系可以详细划分为直接混合性关系和间接混合性关系。

  所谓直接混合性关系,就是交往双方是认识的,有一定的情感基础,且请托者拥有的人情资源较为缺乏,并未进入到支配者考虑的范围之内。具体来说,请托者是直接找到资源支配者,表达自己希望得到某些利益或帮助的愿望,而支配者会考虑本身与请托者直接关系的深浅,只有当双方的感情达到支配者愿意实施帮助的程度,请托者的愿望才能得以实现。

  所谓间接混合性关系,就是指请托者拥有较为丰富的人情资源,且支配者是据此作出相应的决定的一种交往关系。具体来说,请托者与资源支配者之间的交往程度一般,本身也难以为支配者带来“回报”。因此,资源支配者更加重视的是对方拥有的人情资源。一方面,当“第三方”的力量足够强大,支配者预期到实施帮助后会因为自身与“第三方”能够形成有利关系时,请托者的愿望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当支配者预期到拒绝请托者要求时会削弱到自己与“第三方”的交往时,也会尽量满足请托者的愿望。由此看出,人情资源的丰富度或者人情资源对支配者影响力的大小在间接混合性关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人情理论模式的应用

  在简要分析其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深入理解其模式概念的内涵。以《围城》的片段作为分析材料,使理论更好应用实践。

  (一)情感性的关系

  “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教教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

  这个片段较为充分地体现了黄光国的《人情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一文中所表述的情感性关系。文中认为“情感性的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情感方面的需要。”“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家庭这个原级团体中的人际关系最能体现情感关系的特点。

  文中丈人知道鸿渐工作没着落,主动将其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给鸿渐,这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团体中。虽然鸿渐与丈人没有血缘关系,跟他女儿的婚姻也是有名无实,但他丈人认定鸿渐是他家庭的一份子。作为长辈,理应为鸿渐谋取一份工作。这体现了反映情感关系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依照这一法则,每一成员都应当为家庭尽力,家庭也应当供给他生活所需之资源。”生活在同一团体的人往往会重视团体的利益,其中每个人都应该为团体中的人谋利益,壮大团体的力量。丈人用其资源帮助鸿渐,也是为了壮大周家团体的力量。正因为丈人与女婿这一情感性关系,丈人愿意将他所有的资源分配给鸿渐,维持彼此的翁婿关系。

  (二)工具性关系

  至于鸿渐和同事们的关系,只有比上学期坏……最使他烦恼的是,刘东方好像冷淡了许多——汪太太做的好媒人!汪处厚对他的事十分关心,这是他唯一的安慰。……汪处厚说:“你在外文系兼功课,那没有意思。我想下学期要添一个哲学系,请你专担任系里的功课。”鸿渐感谢道:“现在我真是无家可归,沿门托钵,同事和学生全瞧不起的。”汪处厚道:“哪里的话!不过这件事,我正在计划之中。当然,你的待遇应该调整。”黄光国在文章中提到“个人在生活中和家庭外与其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他所希冀的某些物质目标。”“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达到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因此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短暂而不稳定的。”这正是工具性关系的体现。

  鸿渐与汪处厚非亲非故,两人关系中情感性成分不多。汪处厚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想把鸿渐收罗到其门下,壮大“汪派”实力。鸿渐可以作为汪处厚的工具性关系对象是因为他是“无派人士”,在学校各派的激烈竞争时,无派人士更容易拉拢。一旦收罗成功,也可能带来赵辛楣(赵辛楣与校长关系密切)。所以汪处厚如此“关心”鸿渐是他衡量过其各方面条件决定的,符合工具性关系中“个人以公平法则和他人交往时,比较能依据客观的标准,做对自己较为有利的决策”这个特点。

  (三)混合性关系分析

  “在中国人的社会中,混合性关系是个人可能以‘人情’和‘面子,影响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因此,混合性关系体现了人际关系深层含义。详细分析混合性关系有利于透彻分析人情社会的人际互动。上文中,笔者将混合性关系分为直接混合性关系和间接混合性关系,承载这样的思路,下文将作出笔者的理解。

  只是怎样对李梅亭和方鸿渐解释呢?部里汪次长介绍汪处厚来当中国文学系主任,自己早写信聘定李梅亭了——可是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伯父,论资格也比李梅亭好,那时候给教授下聘书的电报吓昏了头,怕上海这批人会半路打回票,只好敷衍汪次长,汪处厚这个人不好打发,李梅亭是老朋友,老朋友说得开,就怕他脾气难对付,难对付!这姓方的小子是容易对付的。他是赵辛楣的来头。辛楣最初不肯来,介绍了他,说他是留学德国博士,真糊涂透顶!……聘他当教授他冤枉了!至多是做个副教授,循序渐进,年轻人做事不应该爬得太高,这话可以叫辛楣对他说。

  本选段中主要涉及三对关系,一是李梅亭一高松年,二是汪处厚一汪次长一高松年,三是方鸿渐一赵辛楣一高松年,其中高松年是中心人物。整个人际互动以高松年为中心展开。

  首先,笔者将分析直接混合性关系,这体现在李梅亭一高松年这一关系中。由于李梅亭和高松年是多年的朋友,两者情感性关系的比例较多.基于老朋友的面子,高松年还是安排了较好的职位给李梅亭,尽管不是当初的职位。这体现了混合性关系中这的人情法则。

  其次,该片段体现了间接混合性关系,这体现在汪处厚一汪次长一高松年,方鸿渐一赵辛楣一高松年这两对关系中。间接混合性关系最主要是“第三方”的介入,它深刻影响着其余两者的关系。本段落中的职位安排很好的体现了此关系。汪处厚是部里派来当主任的,而且是汪次长的伯父。高松年作为下级,必定是以上级的命令为准,因为这会影响自己的前途命运,所以高松年宁愿“牺牲”李梅亭而选择汪处厚当主任;另一方面,方鸿渐只是自己学生的朋友,情感不重,因此,基于人情和面子的问题就随便安排一个副教授的位置。通过以上简要的人际关系梳理,笔者发现其中的人际互动渗透了利益关系,可以以资源作为概念进行解读。资源的丰富度是影响混合性关系中人情法则运用的重要因素。在节选段落中,汪处厚是汪次长的伯父,可以理解为官场中人际资源,一旦掌握这些人际资源将会转化为自己的人情资源;另一方面,方鸿渐只是高松年的学生介绍的,拥有的资源较少。因此,高松年对两人的态度也就截然不同。

  总之,黄光国的人情理论模式对当今中国人情社会关系的分析有着重要作用,但也存在过于简单化的不足。针对此,笔者在该理论的基础上,增加了“请托者人情资源的掌握情况”这一条件,并将混合性关系细分为直接混合性关系及间接混合性关系,以期能促进该理论的完善化。

  参考文献

  [1]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