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功能目的论看《葬花吟》的三种英译本

时间: 2013-02-11 栏目: 经典名著赏析论文

  以功能目的论看《葬花吟》的三种英译本
  
  王 茜
  
  (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 710128)
  
  摘 要:以英译的《葬花吟》为例,从功能目的论出发,选择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译本和许渊冲的译本等三个版本,从诗歌意象,诗歌韵律和诗歌形美三方面对上述三译本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各译本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方法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葬花吟》;功能目的论;英译本
  
  中图分类号:H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52-02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巅峰之作,早在1830年就开始了对《红楼梦》的英译活动。本文舍弃传统的直译或意译的研究范式来探讨《红楼梦》的英译,避开简单的归化、异化之争,选择从功能目的论的翻译视角出发,以《葬花吟》为例对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大卫·霍克斯的译本以及许渊冲的译本进行对比分析。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把上述三种译本简称为“杨戴译本”、“霍译本”和“许译本”,通过对三种译本不同的翻译策略及方法的描述、比较和评价,来探索中国文化面向世界的英译之路。
  
  一、基本概念的阐释
  
  (一)功能论与目的论
  
  功能翻译理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其创始人卡塔琳娜·赖斯在《翻译批评的可能性与局限性》中将功能类别纳入了翻译研究的范畴。她提出要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此后,她的学生在赖斯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提出了翻译目的论并加以完善。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行为,翻译策略与翻译方法必须由译文的预期目的或功能决定。以汉斯·弗米尔和诺德为代表的这批“目的论”学者从全新的角度对翻译进行了诠释,有效地协调原文作者、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并指导译者从翻译目的出发,努力实现译文的预期功能,而不是采取考虑意译或直译的传统操作方式。因此,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要遵循的最高原则是目的原则,即“目的决定手段”。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依据译文的预期功能和目的,按照译文特定原则的要求适当对原文进行灵活处理。
  
  (二)三种英译本简介
  
  在《红楼梦》英译史上,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有两个译本,即杨戴的全译本以及霍克斯的全译本。两个版本的译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着不同的翻译目的[1]。杨戴夫妇当时受政府委托译红楼,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官方规范的制约。他们的译文出版方—外文出版社也对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外文出版社出版物的读者群中大部分是汉语读者,因此杨戴在翻译过程中多以传递原文文化为特色,尽量做到忠实翻译,并没有太多发挥。而霍克斯的翻译多是出于个人爱好的选择,他想还原自己在阅读《红楼梦》中文版时的阅读美感,因此他所受的限制并不多。其次,他的读者群主要是西方读者,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要关注译出语的文化规范和表达范式,他在翻译时处处考虑使译文读者便于欣赏并获得阅读后的乐趣,因此行文流畅最为重要,他并不以传播中国文化为己任。
  
  另外一个译本采用的是被称为“诗译英法唯一人”的许渊冲先生的译本。许渊冲先生提出了著名的诗歌翻译理论,“三美”论,即在翻译诗歌的时候,要讲求意美,音美,形美,做到以诗译诗。诗词翻译要尽量还原原诗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就译诗而言,应该照顾到“三美”[2]。三美之中,意美最重要,音美次之,形美最后。许渊冲先生没有完整翻译《红楼梦》,只是摘取其中几首著名诗词进行翻译,而其对《葬花吟》的翻译就是他实践其著名“三美”诗歌翻译理论的结果。“无论哪一位译者,由于使用跟原著不同的语言,面对完全不同的读者群,在不同的文化范畴下运作,受各种各样不同的因素所掣肘,因而在翻译时会有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考虑,根本不可能翻译出跟原文一模一样的译文来。”[3]
  
  二、对《葬花吟》三译本的评析
  
  (一)诗歌意象的翻译
  
  诗歌意象美即讲求诗歌的意境之美,意境是中国传统诗歌的精髓所在,《葬花吟》一诗中富含大量意象。看似写景,实则在抒情。通过对景物的联想是理解诗歌的关键,而在多年的诗歌发展中,很多景物已经带上了特定的情感因素和文化特色,这为汉诗英译带来了一定困难。而本文所指的三种英译本没有按照原文的形式排列,而是充分发挥英语诗歌的排列风格,把英译诗歌分为13个诗节,每节四行,这样的排列使得英译本更加明朗。
  
  三个版本的译者在对原诗的理解上有许多共通之处,体现在对一些诗句意象的翻译上[4]。而诗句中动词的翻译直接表现了诗文所营造的悲凉气氛,几位译者对于一些主要动词的翻译有许多相同之处,诸如:“花谢花飞飞满天”,杨戴译为:As blooms fade and fly across the sky;霍译为:The blossoms fade and falling fill the air;而许译则为:As flowers fall and fly across the skies。(经典名著赏析 www.fwsir.com)由此可见虽然文化背景不同,翻译目的不同,由于译者对于原诗同样的理解,产生出了近乎一致的译文,都是通过对景物的描述,再现了暮春时节的画面,勾勒了一种悲怨的气氛。
  
  由于中英文化思维差异,委实难以完整再现原诗意境,但是三种译文的译者通过不同的方式,迎合不同的翻译目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如上文所述,杨戴译《红楼梦》时为了更大限度地保留中国文化特色,较多采取直译法再现原作,尽量忠实于原诗意象,发挥之处并不多。而许译本在翻译意象时也比较忠实,其在保证意象翻译贴近原文的基础上,更加照顾音韵和形式的美感。相比而言,霍译本的处理方式就比较灵活洒脱。在意象翻译上的差别诸如:“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句,杨戴译:Who pities the faded red, the scent that has been?许译:Who rues the red that faded, the scent that dies?霍译:Of fragrance and bright hues bereft and bare。从中可以看出霍译本在翻译过程中,没有完全把握整首诗的意象,忽略了一些诸如“飞花”、“落絮”等重要的意象,杨戴译本和许译本有诸多契合之处,并尽量贴近原文意象,他们在很多地方采用了直译的翻译手法。霍克斯译本较为灵活,更多地采用了意译,这样更加有利于西方读者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
  
  (二)诗歌韵律的翻译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诗歌特别讲究韵律,读来朗朗上口,颇具意味。刘勰曾说:“诗为乐心,声为乐体”[5]所以诗歌和韵律是不可分割的。中英文诗歌具有不同的韵律范式。总体来说,汉语用韵呈现单一化,多用尾韵。而英语用韵则呈多元化,可押韵也可不押韵,可押头韵、尾韵等等。因此在翻译中国诗歌的时候,如何传译原诗的音韵美就成了一大难题。诗歌原文中的韵尾也是不同的,这种韵尾的变化传递出了诗人愤懑的情绪和悲愤的感情。原诗的韵尾如表1。
以功能目的论看《葬花吟》的三种英译本  
  在尾韵的选择上,杨戴译本采用的是隔行押韵,即:abcb,其中一些译句突显了翻译者的娴熟手法;霍译本采用的是两行转韵:aabb。虽然这种英雄体对偶句,韵脚鲜明,但是霍克斯因为要整体押韵,造成了译文的一些不足,其中不乏一些韵脚只是大致押韵,如bower/door(第一节), intact/back(第五节)等。许译本采用的是对仗押韵,即:aabb。由于许渊冲先生践行“三美”原则,这样的译本读来朗朗上口,颇具诗味,许译本的韵脚运用的最为精准也最为流畅,也尽量不损害译文诗意。
  
  同时,这三种译本为了增加译文的旋律感和节奏感,都使用了头韵。尾韵在中文诗歌中被广泛应用,头韵在英文诗歌中被广泛应用。因为头韵简洁明快,节奏感强,利于表达感情,渲染气氛。在翻译《葬花吟》时,几位译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母语诗歌范式的影响。霍克斯的英译本采用了最多的头韵,它较多承袭了英诗特色。因此,霍译本则更易被西方读者接受。相较而言,杨戴译本和许译本多受汉语诗歌范式影响,在运用尾韵技艺上较为娴熟,而在头韵的使用上则不如霍译本。
  
  (三)诗歌“形美”的翻译
  
  由于《葬花吟》三译本的译者各自怀有不同的翻译目的,因此在还原诗歌“形美”的过程中所关注的内容也各不相同。许渊冲先生注重保持诗歌翻译时的“形美”,即在保证意美,音美的前提下尽量做到形美。身为“三美”诗歌翻译原则的践行者,笔者以为许渊冲先生的译本对于中国诗歌英译有很大的指导价值。
  
  此处以《葬花吟》最后一节英译为例。原文为“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这四句每行七字,押abcb韵。这是全诗的最后一节,点明了林黛玉乃至大观园各位女子的身世遭遇,因此是曹雪芹在本诗的点题之笔。三个译本中,许译本当属紧随“形美”原则的译文,这四句长短一致,用韵精彩,读来朗朗上口。相较而言,杨戴译本较忠实于原文,最后的一个问句切合原诗最后一句的感叹。而霍译本中The bloom of youth, too, sickens and turns pale这句非常具有英语诗歌的韵味,抓住了“便是红颜老死时”这句所要表达的真意,却没有直译原文,因而这个译本更加出彩,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为西方读者广为接受。
  
  三、结语
  
  三个译本预期功能和目的各有不同。杨戴译本的读者群多是国内读者,因此他们在翻译《葬花吟》时多采用贴近原诗的直译手法,根植于中国文化,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将其传译;而霍译本的读者群多是西方读者,为了扫清读者的阅读理解障碍,霍克斯不拘泥于原文,跳脱出原文,领会原诗之情,以求神似,多是套用英诗范式,形成了优美灵活的英译本;许渊冲先生在中诗英译过程中践行“三美”原则,做到以诗译诗,因此得到的《葬花吟》英译本既忠实于原文意象,并尽量还原了原文的音美和形美。
  
  因此,不考虑译者的翻译背景和目的,就片面地探讨各译本孰优孰劣是不可取的。译者可以根据其翻译的预期目的,灵活运用各种翻译策略和方法。上述三个译本各具特色,在《红楼》译学中各领风骚,拥有各自的研究价值和启示。
  
  参考文献:
  
  [1]李姝瑾。匠心独运两丛菊,译笔平分一脉秋—从功能目的论析《红楼梦》菊花诗二译本[J].红楼梦学刊,2008,(4):111-125.
  
  [2]许渊冲。翻译的艺术[M].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6,73-81.
  
  [3]王宏志。重释“信,达,雅”—20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11.
  
  [4]刘肖杉。《红楼梦》中《葬花吟》两英译文比读与赏析[J].外语教学,2007, 28(5),91-94.
  
  [5]刘勰。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