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从文化与民族心理分析

时间: 2013-02-12 栏目: 世界史论文

  论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演变——从文化与民族心理分析
  
  樊 康
  
  (山西师范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摘 要:中苏关系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苏同盟则是中苏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中苏关系的破裂是多方面的,不同文化和民族心理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作为一种民族文化,它影响着人的心理决策。作为历史产物的民族文化,对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和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后来人的观察与思考。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深深地影响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思维和决策。
  
  关键词:中关苏系;传统文化;民族心理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173-02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友好合作走向破裂,这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又有国家利益间的冲突;既有领导人个性的冲突,又有冷战思维的影响。其中文化和民族心理对中苏关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深深地影响了两国领导人的外交决策。
  
  一、赫鲁晓夫时期中苏关系的背景
  
  (一)中苏关系蜜月期——从赫鲁晓夫上台到1958年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事件的发生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国内在一系列内部夺权斗争中,赫鲁晓夫取得了最高领导权,为了保持与各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并取得他们的支持,赫鲁晓夫不顾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利用他在苏共中央的地位和权力改变了斯大林时期的对华政策,以便取得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因此向中共派遣了大量的经济和军事专家。
  
  1954年9月到10月,“赫鲁晓夫带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和隆重的礼品访问中国”,希望借此机会“突出地表现一番,以博得中国的好感,得到中国的支持。”[1]
  
  因此,在赫鲁晓夫执政前期,中苏两国的外交关系基本上是互相配合,非常友好的。
  
  (二)中苏关系走向分裂时期——从1958年到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
  
  1958年以后,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从而引起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在国内,中国政治“左倾”思想的不断发展,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发展。
  
  由于中苏之间内外政策的不同,从而使中苏两国之间的摩擦冲突不断。自此以后,苏联不仅单方面撕毁了所有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而且迫不及待地撤走了全部经济和军事专家,中苏两国从此进入了无休的论战之中。
  
  二、中苏文化与民族心理对两国关系的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人文性,实际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核心地位,对于纯粹的自然哲学问题,则不太关心。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的毛泽东来说,人本主义在他的思想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鼓励个性的发展,反对人为的束缚,为此可能不顾及客观发展规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56年夏,毛泽东对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代表说:“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2]这些认识的指引下,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左倾思想越来越严重,最终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以,由于中苏两国在国内政策和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政策分歧,决定了中苏两国关系恶化的命运。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自我优越感的民族心理特征,它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巩固,它所宣扬的观点是“华夏中心主义”思想,这逐渐形成了狭隘的民族文化。在近代,由于中国遭受列强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饱受了无尽的屈辱,更激化了中国人民的仇外排外民族心理。而这种对外族及其文化的排斥态度,使中国人民对本国传统文化的更加热爱,并“逐渐建立了以中国为本位的文化”[3]。
  
  由于中国古代文明的优越感,当西方世界的文明发展成果摆在我们眼前时,我们丧失客观的态度和正确的理性。也正是这种自我优越感的发展,从而使中共领导人认为通过发动“大跃进”就能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甚至赶超苏联提前进入共产主义。中国的激进路线对苏联“老大哥”地位产生威胁,苏联认为应该对中共加以必要的阻止和限制,从而加重了中共领导人对苏联意图的猜疑。
  
  因此,在50年代后半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我优越感的民族心理对中共领导人在推进激进的方针和路线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对于中苏同盟来说,作为一种反美联盟它将矛头直接对准了以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出现。因此,在这一涉及中国国家安全和领土统一的台海危机中,苏联作为中国的同盟国,它的反应将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引发了台海危机,这是中国主动采取的决定,因为这是中国内政,也向苏联证明中国是独立自主的。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访苏期间所说的,“我们的同志应该学会自己走路……”[4]由此可见,在中央的决策中,炮击金门是中国的内政,因此没有必要通知苏联。中共炮击金门这一决策表明:中国决定独立自主决定自己的政策,突破苏联对中共的束缚,充分体现出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
  
  台海危机进一步加剧了中苏两国之间的矛盾。1958年以后,随着中苏两国内外政策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传统文化无疑对中苏关系的破裂起了重要作用。
  
  (二)苏联传统文化与民族心理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1.俄罗斯民族具有极端性和情绪化的特点
  
  俄罗斯民族是个非常爱走极端、情绪化严重的民族,其鲜明的民族心理特点是极端性。(世界史论文 www.fwsir.com)俄罗斯人习惯于在处理事情时从一个极端步入另一个极端,不会选择任何妥协的方案。俄罗斯著名学者德·谢·利哈乔夫院士也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极端性的,从一端迅速而突然转向另一端的民族,因此,这是一个历史不可预测的民族。”[5]由此可见,俄罗斯人具有极端性和情绪化的特点,他们不懂中国的中庸之道,性格具有明显的非此即彼的特点。
  
  在中苏关系走向恶化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极端性和情绪化的个性特征更是表现地淋漓尽致。赫鲁晓夫对毛泽东也越来越不满,两人的冲突也时有发生。为了发泄对中共的不满,在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时刻,赫鲁晓夫在公共场合诋毁中共及毛泽东,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充分暴露出赫鲁晓夫极端性和情绪化的个性特征。例如,在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当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蛮横地说:“西藏正好与印度毗邻,印度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难道中国不理解这点吗?”[6]还补充说:“中国为了一片寸草不生的荒山——西藏而同印度发生冲突很不值得。”[7]由此可知,赫鲁晓夫极端性和情绪化的个性特征终于导致中苏关系的发展到最终破裂的地步。
  
  2.俄罗斯传统文化中具有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特点
  
  “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俄罗斯由来已久”[8]。从1547年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王朝覆灭,俄国由偏居欧洲东北角的一个小公国,扩展成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庞大殖民帝国,“随着俄罗斯殖民帝国版图的最终形成,以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为基础,以领土扩张、政治压迫和奴役、经济掠夺、文化强制同化为目的,以主动进攻为表现形式的大俄罗斯主义最终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形成。”[9]
  
  大国沙文主义一直影响着中俄关系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前,沙皇俄国对中国领土的大肆侵略,为中俄关系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苏联政府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阻碍着中苏关系的正常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有共同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中苏两国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和平等的外交关系,但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日益膨胀,极大地破坏了中苏两国兄弟般的情谊。中苏关系的破裂始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随后的1958年,在大国沙文主义影响下,苏联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涉及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问题,遭到中国领导人的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当1958年中国炮击金门时,苏联对中共没有事先通知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中国对苏联地位的挑战。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使中苏关系更加恶化,从此中苏关系进入了无休止的论战中。
  
  三、结语
  
  中苏关系恶化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它们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这诸多因素中,不同的文化与民族心理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冲突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个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在长期的特定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作为历史产物的民族文化,对民族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和观念有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后来人的观察与思考。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不同的文化和民族心理深深地影响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两国领导人的思维和决策。
  
  参考文献:
  
  [1]师哲。领袖毛泽东——师哲回忆[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125.
  
  [2]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296.
  
  [3]傅乐成。汉唐史论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362.
  
  [4]李越然,权延赤。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151.
  
  [5][俄]利哈乔夫。解读俄罗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19.
  
  [6]晋夫。文革前十年的中国[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227.
  
  [7]李越然在1997年“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J].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2)。
  
  [8]陈黎阳。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族主义[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1.
  
  [9]张建华。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考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