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呈现的近代道路特色

时间: 2016-09-10 栏目: 中国史论文

  洋务运动呈现的近代道路特色

  中国近代化发轫于地主阶级开明派所倡导的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是由清朝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开明派,怀着"自强""求富"的美好愿望,自上而下推行的一场以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机器生产和军事装备为中心的自救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兴办了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创办新式学堂等。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尝试了近代化的道路,极具个性特色,与西方列强的近代化相比,呈现出四大特点。

  一、承担近代化任务主体不同

  在西方列强,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体始终为资产阶级; 在中国,承担近代化任务的主体最初却为地主阶级开明派。西方列强先后出现过文艺复兴、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一系列近代化过程,而中国直到 19 世纪 60 年代还未出现资产阶级。其实,早在明朝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就开始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但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封闭状态下,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十分微弱,难以冲破封建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藩篱。及至第一次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悍然入侵使中国沿着常规之路走向资本主义成为不可能,因为那是西方列强和清朝封建统治者所不容许和不愿看到的。太平天国农民阶级不代表新的生产力,由洪仁玕所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只能是徒具空文。

  民族资产阶级产生的时间较晚,加之极不成熟,具有天生的软弱性,承担不了实现近代化的使命。腐朽透顶的封建顽固派,反对学习西方,甚至幻想倒退到闭关自守的时代,更承担不了实现近代化的使命。因此,在别无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实现近代化的任务就落到了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的肩上。洋务派是从清朝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地主阶级开明派,维护封建统治和镇压农民起义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职,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在地方的代表也不例外,囿于其阶级局限性,都曾率清军剿杀过农民起义,不过,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他们并非一味反动,全面走向倒退,而是在深刻反思中有所进取,发奋图强,不仅继承了前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竭力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比如,在对国家前途的设想上,他们承认中国在器物技艺方面落后于西方列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一致要求学习西方列强的"长技",使中国走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以适应变化了世界形势。

  二、与学习西方列强同步进行

  中国近代化之所以要向西方列强学习,是因为近代中国与西方列强相比,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思想诸方面相差甚远。譬如,从政治方面来看,当时中国仍旧处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社会日益腐朽没落,广大劳动人民连起码的生存权都无法保障,而西方列强却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进步如日中天; 从经济方面考量,当时中国仍旧是家庭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且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要地位,而西方列强却早已开始了工业革命,大机器生产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力迅速提高,有的甚至完成了工业革命,如英国在19 世纪上半期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等等。这种中西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西学东渐的必然性。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已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与洋人频繁接触中,统治阶级内部某些有识之士随着对西学认识的加深,对其态度逐渐发生了改变,认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2].从此,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列强学习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对西学不断取舍的过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卑夷尊夏"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天朝上国"的心态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在西学东渐中,中国人背负着太多的历史包袱,从而使中西文化之间产生激烈的碰撞和冲突。在此碰撞和冲突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最大认识成就是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起初,人们向西方列强学习的中心是器物技术。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 单靠船坚炮利救不了中国,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重新探索新的道路。这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学习西方列强经历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理论的过程。可见,中国人学习西方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会有所取舍; 不是千篇一律,而是推陈出新,使之日益中国化。

  三、创办近代工业顺序不同

  西方列强创办近代工业通常先从轻工业开始,然后扩展到重工业,先民用工业后军事工业; 而中国则完全相反,创办近代工业是先军事工业后民用工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是由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19 世纪 60 年代初,清朝封建统治者受到来自国内农民起义和西方列强的双重威胁。

  就内部而言,太平天国农民军与清朝政府军之间的阶级大厮杀正处于胜负未分的白热化阶段,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就外部而言,英法联军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特权和利益,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借口"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于 1856 - 1860 年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后借助不平等条约,外国侵略势力从东南沿海扩张到整个沿海,从沿海深入到内地,中国逐步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外患。在此内忧外患之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企图增强清王朝的军事力量,建立一支新式海陆军。基于此,他们首先从西方列强手中引进大量武器装备和军工生产技术,创办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其中规模较大的局厂为沪、宁、闽、津四局和湖北枪炮厂。随着军工企业的纷纷创办,许多新问题如资金、原料、燃料、交通运输、电讯设备等也随之提到议事日程。洋务派逐渐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富强,除了船坚炮利这一"长技"之外,还在于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即"自强"必须以"求富"为基础。李鸿章明确指出: "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审时度势,中国也应该"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如果不这样的话,"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3]25.在这一认识的指导下,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洋务派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着手兴办民用工业。于是,崇厚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丁葆祯的成都机器局,张之洞的湖北织布局和汉阳铁厂,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等陆续问世。这就不难看出: 洋务派创办近代工业是先从军事工业开始,然后逐步扩展到民用工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这是与西方列强创办近代工业的顺序正好相反,彰显了其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

  四、创办近代工业方式不同

  西方列强创办近代工业一般采用"民办"的方式; 而中国创办近代工业,主要采用"官办""官督商办"的方式。这一方式是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相适应的。

  对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洋务派一概采用"官办"的方式。在筹划创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时,李鸿章独具慧眼,看到了洋机器未来的发展趋势,"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不过,对于货币铸造和军火类的工业,他建议必须由官府控制,"铜钱、火器之类,仍照向例设禁,其善造枪炮在官人役,当随时设法羁縻耳。"[4]

  他的这个想法,使得这类企业完全由官办,私人不许染指。这样既可使兵工之利为朝廷所专得,又从根本上限制了民间获取军火的渠道。"官办"的军事工业,其所需经费完全依靠清政府的财政调拨,主要是关税、厘金和军需项目下的拨款。其所生产的军工产品如枪炮、弹药、船舰等,不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市场交换,而由清政府无偿地直接拨给各省驻军使用,企业自己不能赚钱赢利。

  这样的军事工业所生产的产品虽然算不上是商品,但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因为在当时的西方列强中,军火厂商一般都按照国家订货进行生产,其所生产的产品,也不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市场交换,也算不上是商品,但这并没有改变西方列强军火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加之,"官办"的军事工业,广泛使用大机器生产,劳动生产率大为提高,工人大都属于自由雇佣劳动者,其工资水平主要由技术熟练程度和生产效率二因素决定。这一切都表明: "官办"军事工业已基本具备了资本主义性质,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

  对于洋务派兴办的民用工业,主要实行"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是指由官方委派代表对民用工业进行监督、扶持和保护; 所谓"商办",是指民用工业的经营管理全由商人负责,官不过问,不管盈利还是亏损均由商人承担,与官方无关,"所有盈亏全归商人,与官无涉".[5]

  实际上,官督商办就是洋务派借用西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招集私人资本而由官方委派代表经营管理企业的一种方式,"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而听该商董等自立条议,悦服众商".[3]38当时,封建顽固派不赞成创办新式工业,排斥与西洋联系的一切新事物; 西方列强也不赞成中国建立民族工业,因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会直接影响西方列强在华的既得经济利益,有一位英国人很露骨地说: "中国多织一匹布,即我国少销一匹。"[6]

  在这种情况下,倘若没有政治上较开明的洋务派的大力支持和积极推动,中国的大型新式企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纵使勉强建立起来了,也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采用"官督商办"方式不失为官僚、地主、商人投资于新式企业的较好途径。

  综上所述,在 19 世纪 60 至 90 年代,封建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不自觉地充当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工具,成为承担中国近代化任务的主体。他们敢于正视现实,向西方列强学习,引进其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 先创办军事工业后兴办民用工业,先重工业后轻工业; 对军事工业,采取"官办"的方式; 对民用工业,采用"官督商办"的方式。这些构成了中国近代化的特点,也是与西方列强近代化不同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梁波。 技术与帝国主义研究[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 272.

  [2]徐锋华。 李鸿章与近代上海社会[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135.

  [3]( 清)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7.

  [4]罗建华。 落日旌旗 1895 年的李鸿章[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14: 154.

  [5]( 清) 李鸿章。 李文忠公全集[M]. 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6: 33.

  [6]唐可,陆碧风,燕云。 中国近代史问答一百题[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1: 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