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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中国读后感二
《乡土中国》读后感二——浅淡读熟人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思考
社会学系的同学推荐给我一本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费孝通先生是我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泰斗，虽然已故，但他的思想仍然在我们学界及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怀着敬重的心情，我看完了这本书。
看完后我感慨这本书与其说是本社会学的著作，不如说是本近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与哲学书，它的每句话都富含哲理，让人深思与回味，不禁感慨民国时期学者治学之严谨。这本书以这些方面分别展开，分别是乡土本色、文字下乡、差序格局、私人道德、家族亲友、男女关系、礼治秩序、无为政治、长老统治、家族亲友、血缘地缘、名实分离、欲望需要。我才疏学浅，不知深会其知识于万一，我谨从熟人社会这方面来谈谈我的读后感。
费先生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其特点是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与人通过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构成一张张关系网。所以，熟人社会又可以称之为“关系社会”、“背景社会”。在乡土社会这样的“熟人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因为“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么？”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人们在较大的环境中活动，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都是陌生人，所以要讲个明白，也才需要画个押、签个字，也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在此基础上，费先生概括了熟人社会的一些特点和要素，诸如：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家族、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血缘和地缘等等。
因“背景”和“关系”是“熟人社会”典型话语的缘故，所以有人把“熟人社会”亦称之为“关系社会”、“后门社会”。“熟人社会”强调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办事大多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程度，关系越亲密就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员用来实现其“利益目标”，在这里责、权、利的界线较为模糊，他人的权利容易被侵犯，在公共事务中则容易发生论资排辈、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等等。
费先生认为“熟人社会”运行的基础是信用和规则。但是，并不一定是从“熟悉得到信任”，真正能够让人产生信任感并且促使规则形成的是“自己人认同”。 (读后感 www.fwsir.com) 因“内部化机制”的无形和有形的存在与制约，人情往来使得面子、信任、规则等在“熟人社会”内部发挥作用，并且成为熟人社会一个恒定的规则。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注重“礼尚往来”，有时甚至是礼大于法，这也是“熟人社会”盛行的原因之一。其实熟人社会在当今的中国体现在方方面面。从为子女求职就业到医院寻医问诊，从买票买号到行政审批，从同学聚会到同乡老乡会。可以说“熟人社会”的影子在乡土中国简直是无孔不入，托人、找人之风盛行，的确熟人社会给人们的感觉就是熟人好办事，熟人办事放心，事情容易解决。
在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今天，毫无疑问，这种“关系社会”的行为模式已经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首先，它弱化了“法治”的功能，以“关系”代替“契约”，“熟人”的“情感”代替了法律的威严，很容易使得社会正义和公平的天平在“人情”中发生倾斜，“人情网”对制度执行的干扰，是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其次，以“人情”代替“竞争”，淡化了“竞争”的激励，将亲情、交情、友情这种温情脉脉的手段移植到管理企业、管理国家、管理社会中来，导致经济管理中丧失了“利润”的冲动，社会管理丧失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激励。更为严重的是，它还可能引发社会腐败，社会风气的败坏。因此，“熟人社会”的过分发育，是对法治社会的腐蚀、市场经济的摧残、和谐社会的瓦解。
费先生认为，只有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变迁，在越来越大的社会空间里，人们成为陌生人，由此法律才有产生的必要。因为只有当一个社会成为一个“陌生人社会”的时候，社会的发展才能依赖于契约和制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才能通过制度和规则，建立起彼此的关系与信任。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生人社会”时，熟人社会才会被打破。但是，仅靠社会的自身发展，“生人社会”的形成将会变得漫长而不可期待。我们必须通过建立一系列的制度来推动“生人社会”的形成。
首先，要健全民主法制。民主法治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也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熟人社会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因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则办事，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潜规则等就会成为多余。所以，打破熟人社会，首先就是要实现民主法治。而要实现民主法治，首先要有透明的制度，要有非“是”即“否”的处理标准和健全有力的监督机制，不给层层“关卡”留下漏洞，不为建立关系网埋下了伏笔。
其次，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在熟人社会里，一方面人们认为公共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以权谋私，致使行政行为商品化。另一方面也为那些觊觎通过权钱交易、权情交易达到个人牟利目的人提供了机会，满足了他们不断膨胀的私欲。熟人社会与权力私用的关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建立和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不能也不敢用于处理私人事务和谋取私利，从而在源头上割断熟人社会与公共权力的联系，使熟人社会回归于民间，同时也使公共权力真正用之于处理公共事务。
再次，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公民权利的保障是限制公共权力滥用的有效手段，没有公民的个人权利，公民就无法在社会中获得应有的地位，也就不可能建立起“陌生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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