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荒蛮故事》有感

观《荒蛮故事》有感

　　政治正确，太正确了

　　──观《荒蛮故事》有感

　　陈军 中国戏剧出版社

　　政治正确，太正确了──观《荒蛮故事》有感

　　《荒蛮故事》（Wild Tales ）是2014年戛纳电影节参赛作品，达米安·斯兹弗隆导演，阿尔莫多瓦兄弟监制。影片由六组简短而颇富戏剧性的小故事组成，分别是：引子《帕斯特纳克》（Pasternak ），"卢瑟（loser）"加百列·帕斯特纳克悲摧一生，驾驶飞机满载"仇敌"同归于尽；《老鼠》（The Rats ），善良姑娘偶遇"杀父"仇人，左右为难间同事为其两肋插刀；《归西路》（Road to Hell ），俩"路怒症"患者公路上互不相让，先羞辱后撕打终双双殒命；《小炸弹》（Bombita），爆破工程师一根筋踏上维权不归路，丢工作被离婚转又成人民英雄；《账单》（The Bill ），富二代酒后驾车撞死怀孕妇女，老爹拿金钱耍手段保儿子转危为安；《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Till Death Do Us Apart），新郎官婚礼现场与情人打情骂俏，新娘子欲报复却与新郎热吻收场。这六组故事的人物及事件互不相关，把它们放在一起的理由，用台湾的译名来解释可能比较恰当：《生命中最抓狂的小事》。

　　影片一经推出，网上便引发热议，有网友评论说它是搞笑版的《天注定》。这个评论很准确地抓住了两者的一致性，即强烈的代入感。在《天注定》里，我们很容易辨识出影片的人物情节与当下中国底层老百姓以及热点新闻的关联。《荒蛮故事》说的尽管都是外国人的奇闻趣事，但它居然也同我们的生活互为映照。尤其是《天注定》的山西村民大海和《小炸弹》的爆破工程师西蒙，这两个人物的维权故事对于我们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毋庸置疑，影视作品能够引发即时的讨论，往往是由于它们反映了我们急切关注的当下问题，触碰到了我们当下的现实焦虑。值得一说的是，《荒蛮故事》的六个短片在介入现实这个问题上有深有浅，程度不一，在艺术层次上，它们是有差别的。在《帕斯特纳克》《老鼠》《归西路》和《直至死亡将我们分开》这四个短片中，导演介入现实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他像上帝一样镇定自若，以因为全知所以冷静的心态，把那种遭受侮辱后"抓狂"到觉得对方该死恨不得弄死对方的心情娓娓道来。而《小炸弹》和《账单》则太介入现实，尤其是前者，导演在此失控了。我所说的"失控"并不是说导演在技术上（比如画面节奏，剧情衔接等）的失控──在技术上，导演一直稳定在很高的水准；而是说，导演因为过于介入现实，被急切希望政治应该尽快正确起来（法律清明、个人权益得到维护）的这股子意气给捕获了。于是导演从上帝的位置降下来，介入了人间的纷争，并开始像那些遇到"抓狂"小事的主人公一样意气用事。

　　《小炸弹》的维权故事颇富浪漫色彩。工程师西蒙由于违章停车，被要求去指定地点支付违章费后取车。西蒙坚称违章地点并无禁止停车的指示牌，是相关市政工作没有到位，而不是自己违章。收费员反驳说，他只根据违章罚单来办事。西蒙无奈交钱取车，改天来到投诉处申诉。在投诉处，西蒙据理力争，工作人员反诬西蒙是不懂法还要反抗法律的罪人。西蒙一怒之下当众发飙，砸烂了工作台，结果第一次蹲进监狱。被保释后，西蒙丢了工作，妻子提出离婚。一无所有的西蒙索性意气用事，在收费站引爆了汽车表示抗议。这一炸虽让西蒙再次蹲进大牢，可他却成了维权的城市英雄，还赢回了妻子的心。这则小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是，西蒙在公共场所引爆汽车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影片却美化、浪漫化了他的意气用事。危害公共安全的做法之所以能被美化和浪漫化，一方面是因为西蒙在业务上敬业出色，业务外还算兼顾家庭，绝对算得上新时代的好男人，一开始他就获得了我们的同情。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从市政服务部门理应服务到家方便百姓的角度来说，西蒙的维权合情合理。然而相关工作人员对西蒙的投诉毫不作为，一概官僚做派。换句话说，好男人西蒙是被权力巨大而又不负责任的市政部门逼上了维权道路，他的炸弹是冲着不人性化的市政服务部门去的──这是多少被逼上维权道路的老百姓想做而不敢做的。面对这样的维权，有过坎坷维权经历以及同情维权者的人们（当然包括导演）多多少少都会对西蒙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敬佩，我们几乎很难把西蒙丑化、罪恶化。

　　在一定程度上，现代社会就是在公民各自维护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形成的妥协社会，维权几乎是现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项内容，尤其是，当公民向比自身强大得多的权力机构或政府部门维权的时候，维权往往还会被描述成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小炸弹》美好浪漫的大团圆结局（大受欢迎，妻女回归）既廉价且次要。想想《人民公敌》，同样是维权，一旦维权的内容与人民利益冲突，人民英雄分分钟被打成人民公敌。重要的是，一旦剧情预设了无辜的个体和权力巨大又不人性化的政府的相互冲突，无需多说，维权者的政治正确就有了保障，哪怕你成了狼狈不堪的"人民公敌",维权者仍然极易被想象或塑造成浪漫的英雄形象。更何况，导演还在紧跟《小炸弹》的短片《账单》中为我们描述了特权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时无所不用其极的那些手段。两个短片一关联，无论导演主动也好，无意也好，一旦做出类似个体是无辜的及政府是肮脏的这样的预设，他就只能从上帝"高冷"的位置上降下来，把作品的控制权拱手交给政治正确的激情，否则，怎么向历史和人民交代？

　　如果导演总想着要向历史和人民交代，把创作权交给政治正确，这样的创作状态，可以用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对荷马的评价来描述："轻松"和"轻率".然而，正像荷马的"轻松"和"轻率"反倒正好抵消古希腊人过于"激奋的情绪",《小炸弹》导演的"轻松"和"轻率"及其结果（快意恩仇的维权方式，浪漫团圆的维权成果）的的确确为我们狠狠地出了一口恶气，让我们追求正义的意气获得了发泄。

　　话说回来，《小炸弹》带来的爽快到底是意气用事。意气用事后，我们可以冷静地问个问题，《小炸弹》足够让人解气，在政治上，它相当正确。若作为诗，它正确吗？

　　怪问题！难道政治正确不够代表诗的正确吗，诗还想怎样？当然够，政治正确的诗当然可以作为诗的一种，它当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我想问的是──用政治可能不太正确的话来描述就是──可不可以有这样的诗，无辜的个人照例还是无辜的个人，而向来为所欲为的政府有一些时候也正确了起来，然后两者起了冲突？比如说《安提戈涅》。我们常常听到的一种说法是，安提戈涅是一个勇于向强权政府对抗的女性英雄（歌德、瓦格纳、别林斯基等均有此说）。安提戈涅与强权政府的对抗倒是不含水分，但其政治正确性和英雄性还不算无懈可击，因为她反对政府（克瑞翁）的理由恰恰是因为政府做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伟大的黑格尔已经做了极为有说服力的阐释。如果说忒拜城被敌国攻陷并且颁发了禁葬令，或者克瑞翁完全出于一己私欲而颁布禁葬令，那么安提戈涅的政治正确性和英雄性才算板上钉钉。但索福克勒斯没有去编织或者寻找这样的素材。写一个政治正确的故事，并且用政治正确来打动观众并不是他的追求。为什么？是因为索福克勒斯天真到认为克瑞翁代表的政府永远在做政治正确的事情，还是说索福克勒斯看不见克瑞翁式的政府官员的私欲、腐败和暗箱操作，抑或是索福克勒斯没有一颗诗人该有的悲悯的心？绝无可能！原因只有一个，索福克勒斯摆脱了政治正确的诉求和宰制，追求一种比政治正确高得多的事物。

　　亚里士多德是懂得索福克勒斯的，按照他的说法，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描述了人的"可能性",是具有"哲学性"的作品。亚里士多德说的"可能性",当然不是指现实中的将来的可能，而应该被理解为从理论分析上说的、哲学上的可能，即它是上帝全知视角对人性的一种全面的理解，这种全面性、整体性就是哲学家渴求的事物。哲学家欲求上帝的全知，是的，索福克勒斯这样的诗人也欲求全知。

　　然而，诗人本性多愁善感，哲学家式追求全知的激情很容易被因为悲悯情怀泛滥而生出的追求政治正确的意气所取代。特别是在关于人的权利这一问题上，自文艺复兴以来，高扬人的主体性早已成为西方社会以及当代世界最大的政治正确。受此干扰，裹挟其中的诗人几乎遗忘了迈向哲学全知高度的欲望和能力。远的不说，近两年在网上十分红火的韩国电影《辩护人》，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政治正确的电影。《小炸弹》的西蒙还只是向官僚的市政部门维护自己的权益，导演已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意气。《辩护人》中的主人公律师宋宇锡主动维护无辜学生和无辜市民的权益，而维权的对立面恰恰又是腐败黑暗透顶的专制政府。面对如此一正一邪的故事及历史背景，导演的失控更是无以复加。影片最让人惊讶的地方是，受宋宇锡维权意气激发从而出庭作证的军人最终被害，但导演在渲染主人公的英雄性上太过意气用事，连反思军人被害这一笔都略去不谈，大概被害军人也被导演当作英雄给打发了。再说一遍，政治正确的诗当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诗，比如，在个体权益还未被充分尊重的地方，高扬个体权益的作品尤其具有意义。而在维护个体权益已然成为共识的地方，《小炸弹》《辩护人》这样的作品则具有反思和记取教训的意义。我这里只是指出，这些作品是一种政治上正确的诗。由于诗人把创作权交给了政治正确，他们无能也无意于追求哲学的全知。

　　顺带提一笔，说到政治正确，战争题材的影视作品在这个问题上往往是最难处理的。比如说《色·戒》。革命者王佳芝是否可以爱上汉奸易先生实在是当年影片公映后最大的热点话题。一种依附在民族主义立场的强有力的批评是，革命者爱上汉奸属于政治不正确。另一种持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立场的更强有力的观点则指出，王佳芝固然是一个革命者，但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女人，她有权利爱上任何一个人，哪怕对方是汉奸。因为在人的权利面前，民族、国家这些宏大而虚无缥缈的事物都是次一等的，甚至是不重要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立场，都属于政治正确的立场，"手撕鬼子剧"属于民族主义立场支持下政治正确爆棚的作品，《色·戒》（也包括陆川的《南京！南京！》）虽然挑战了民族主义立场，但在绝对个体价值、普世的人道主义这些所向披靡的价值上，太政治正确了。能够在这两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上保持较好平衡的作品是罕见的，尤其在中国。令人欣慰的是，2011年电视剧《悬崖》在这一点上做到了极致，它在

　　很长的时间里会作为影视界的标杆而存在。

　　最后说一遍，政治正确的诗自有它的价值。不过我们要记得，在政治正确的诗人旁边，坐着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他是不是人文主义者至今争论不休）……在《小炸弹》《辩护人》《色·戒》旁边，还矗立着《安提戈涅》《悬崖》……

　　（本文刊登在《戏剧与影视评论》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