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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到广州,20年亚运从"壮民心"变为"惠民利"

时间:2019/9/16栏目:感想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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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到亚运会,脑海中会想起那些城市?北京、广岛、曼谷、釜山、多哈、广州……这其中,最让人难以忘记的,是北京;最让人心怀憧憬的,是广州。

    有人说,这些年来,中国变成了一个特别喜欢开运动会的国家。殊不知,如今的国际体育盛会,已经从古希腊奥林匹亚的神坛上走了下来,在被深度挖掘象征价值和商业价值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经历了漫长的沿革。其本身已经由一个更具有象征意义的“英雄地”,首先演变成一个代表城市人文精神的符号,进而转化成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外宣传的窗口,甚而成为加速经济繁荣的催化剂。其实,回首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瞻2010年广州亚运会,就会发现,这两面镜子映照了出大至国家、小到个人的变化;而20年的时间,恰成为国际体育盛会沿革的缩影。

    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让人无法忘却的,是憨态可掬的熊猫盼盼、长城形状的会徽和“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的主题曲《亚洲雄风》;翩翩而至的广州亚运会,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亚运村内充满包容精神的宗教服务所和静修室,是经治理后留下的蓝天绿水,是顺势调度后更井然有序的交通状况。

    20年前小学生捐零花钱支持北京亚运会的新闻,现在读起来还是那么感人。当时让全亚洲目光聚焦北京的力量,离不开这占总投入十分之一的全民捐款;如今精明的广东人运用赞助、转播权销售和特许经营等手段把亚运会市场开发推向了顶峰,使捐款这个当年“主流”的办赛筹资方式,如今成了“非主流”。

    20年前的北京亚运会如果说是“壮民心”,那么如今的广州亚运会则可称为“惠民利”。

    北京亚运会在当时提供了一个巩固民族认同的理想场合。其实竞技体育一向如此,自己国家的选手得胜,自然会满感骄傲;就算败了,也能在那难过的瞬间体会到“小我”和“大我”的融合。

    广州亚运会的“惠民利”,体现在其带动了整个珠三角的经济发展。由于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年北京亚运会的辐射作用没有体现出来,所谓京津冀经济圈,除北京以外皆受益不大。但广州亚运会,除了让市政基础设施前进了10年,还让三个协办城市东莞、佛山和汕尾的社会经济建设被大幅度拉动起来。另外,广州前几天实行亚运免费公交,虽然因人数过多不再免费,但改为发放交通补贴,仍然让实惠落入了百姓的口袋。

    其实,细心的人会发现,即便在1990年,亚运会就已经发挥出推动经济繁荣的强力。在经历了1988年的物价闯关失利及1989年的持续低迷后,中国经济以1990年9月的亚运会为界,泾渭分明。在1989年,全国物价总水平上升了17.8%,下半年更是高达40%,用《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话说,“物价疯长程度几乎可以跟中国1949年的情形相提并论。”出乎很多国际观察家的预料的是,中国经济并没在通膨中继续失控滑行,而是迅速稳定了下来。到1990年底,物价指数降到低于警戒线的3.2%,抢购风潮退去,社会恐慌心理随之平静。这种变化,离不开中国政府强势的调控能力,但不能否认,亚运会的举办也加速了稳定局面的到来。北京亚运会成为凝聚人心、提升全民热情的大舞台:投资25亿元的20多个大型体育设施和一些原先被卡住的基础建设项目落实;全球媒体的瞩目和数十万人的参与,也让当时沉闷了两年多的中国企业界得到很多商业机会;当年年轻的长城、联想等公司自主开发了运动会所需的软件系统,90%的计算机采用了国产货。

    如今,中国处在了温和通胀的经济局面中,广州亚运会是否会对稳定经济起到一定作用?

    尽管举办一次大赛,不会解决所有问题;尽管在奥运会、世博会的映衬下,亚运会的品牌似乎在变小;尽管现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是1990年难以比拟的。但在广州这个具有鲜明岭南特色的城市中,在东莞这个“世界工厂”里,在珠三角这块进出口贸易最密集的土地上,我们应该对这届亚运会有所憧憬,在体育精神上,也在经济作用上。

    相比8年前有序却不恢弘的釜山,4年前奢华却不热闹的多哈,广州亚运会逐渐从象征符号中走出来,完成了更多务实的目的,同时也承担起更多的现实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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