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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了忘却的记念》有感:论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时间:2022-04-23 15:39:35 读后感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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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为了忘却的记念》有感:论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品味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的收获肯定不少,记录下来很重要哦,一起来写一篇读后感吧。想必许多人都在为如何写好读后感而烦恼吧,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读《为了忘却的记念》有感:论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鲁迅先生写了两篇悼念战友的文章,一篇是《记念刘和珍君》,另一篇是《为了忘却的记念》。细心的你会发现,标题用的都是“记念”而不是“纪念”,难道鲁迅老先生写错别字了吗?如果是错别字,为什么两篇文章都是相同的错别字呢?我想,其中一定是有原因的。带着这个问题,我认真去阅读这两篇文章的每一个字,终于悟出了答案:记念=记叙事迹+想念战友。两篇文章鲁迅先生都把跟这些战友交往的过程完整的记录下来,痛斥反动分子的恶性,最后表达对战友的想念之情。

  既然是“记念”应该是很深刻的,为什么标题还要“忘却”呢?因为,战友的牺牲,已经成为事实,也是鲁迅先生内心的痛。但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不能沉浸在悲痛中,而忘记了自己用笔投枪的使命。所以,既然成为事实的事情,再去纠缠也没意义,只有放下,继续战斗。就好比在战争中,有战友牺牲了,难道就沉浸在悲痛中,不再去战斗吗?NO!必须放下,继续向敌人进攻,才是真正为战友复仇。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文章中,鲁迅先生记载了两个优秀的战友,一个是白莾,一个是柔石,他们都是优秀的青年作家。白莾是一个有使命感的青年,为了坚持自己的使命,因为写作而被抓进监狱很多次,甚至可以说是“西装进去,内裤出来”。有一次出来时,还落魄得不但身无分文,而且衣服都没有,大热天借了朋友的棉袄来穿,看到这里,实在是令人心酸!另一个柔石,是一个人品非常好的青年,在当下社会大多数人都是“损人利己”,而他却是“损己利人”,所有事情都为他人着想,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损害他人利益。然而,就这两个优秀青年,最后还是惨遭迫害了!

  不是说“好人有好报”的吗?同样的事情,在我身边也见过不少。有很多的企业老板,人品很好,但最后都破产了,有的甚至还因为“人品好”,而替人做担保,欠下了几百万的债务,就连坐高铁、坐飞机都受到限制。人品再好,也得要学会审时度势,形势不利的时候,就不要再去充当老好人的角色,赶紧明哲保身,这个才是实话!

  在文中,鲁迅先生写道,当得知柔石他们被捕时,第一时间销毁证据,带上家人逃跑。也许有人会讽刺,不是英勇的战士吗,为何在关键时刻做逃兵呢?其实,鲁迅先生是理性的,他知道哪怕自己牺牲了,顶多就是多一个人垫背而已,对革命的胜利没有半点好处,还不如保全实力。柔石被杀害是在1931年,而鲁迅先生在1936年才离开的,在这五年中,鲁迅先生写出了更多有影响力的作品来,对革命的进行起到更大的作用,相比无谓的牺牲确实有用多了。

  为了使命,我们可以奋不顾身,可以全力以赴;然而,我们必须学会审时度势,知道客观存在的套路,只有符合客观规律,这条路才能走得更长、更远;同时,遇到战友的离开或者阵亡,也要迅速调整心态,这样比满满的口号而得不到结果实在多了。

  作品原文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纪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1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那第十一期(五月二十五日)里,有一篇林莽先生作的《白莽印象记》,中间说:“他做了好些诗,又译过匈牙利诗人彼得斐4的几首诗,当时的《奔流》的编辑者鲁迅接到了他的投稿,便来信要和他会面,但他却是不愿见名人的人,结果是鲁迅自己跑来找他,竭力鼓励他从事文学的工作,但他终于不能坐在亭子间里写,又去跑他的路了。不久,他又一次的被捕了……”

  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事情其实是不确的。白莽并没有这么高慢,他曾经到过我的寓所来,但也不是因为我要求和他会面;我也没有这么高慢,对于一位素不相识的投稿者,会轻率的写信去叫他。我们相见的原因很平常,那时他所投的是从德文译出的《彼得斐传》,我就发信去讨原文,原文是载在诗集前面的,邮寄不便,他就亲自送来了。看去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面貌很端正,肤色是黑黑的,当时的谈话我已经忘却,只记得他自说姓徐,象山人;我问他为什么代你收信的女士是这么一个怪名字(怎么怪法,现在也忘却了),他说她就喜欢起得这么怪,罗曼谛克6,自己也有些和她不大对劲了。就只剩了这一点。

  夜里,我将译文和原文粗粗的对了一遍,知道除几处误译之外,还有一个故意的曲译。他像是不喜欢“国民诗人”这个字的,都改成“民众诗人”了。第二天又接到他一封来信,说很悔和我相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又冷,好像受了一种威压似的。我便写一封回信去解释,说初次相会,说话不多,也是人之常情,并且告诉他不应该由自己的爱憎,将原文改变。因为他的原书留在我这里了,就将我所藏的两本集子送给他,问他可能再译几首诗,以供读者的参看。他果然译了几首,自己拿来了,我们就谈得比第一回多一些。这传和诗,后来就都登在《奔流》第二卷第五本,即最末的一本里。

  我们第三次相见,我记得是在一个热天。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全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我想,这大约就是林莽先生说的“又一次的被了捕”的那一次了。

  我很欣幸他的得释,就赶紧付给稿费,使他可以买一件夹衫,但一面又很为我的那两本书痛惜:落在捕房的手里,真是明珠投暗了。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7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8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所以还郑重其事,托柔石亲自送去的。谁料竟会落在“三道头”9之类的手里的呢,这岂不冤枉!

  直到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后,我才知道我所认识的白莽,就是在《拓荒者》上做诗的殷夫。有一次大会时,我便带了一本德译的,一个美国的新闻记者所做的中国游记去送他,这不过以为他可以由此练习德文,另外并无深意。然而他没有来。我只得又托了柔石。

  但不久,他们竟一同被捕,我的那一本书,又被没收,落在“三道头”之类的手里了。

  明日书店要出一种期刊,请柔石去做编辑,他答应了;书店还想印我的译著,托他来问版税的办法,我便将我和北新书局所订的合同,抄了一份交给他,他向衣袋里一塞,匆匆的走了。其时是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的夜间,而不料这一去,竟就是我和他相见的末一回,竟就是我们的永诀。第二天,他就在一个会场上被捕了,衣袋里还藏着我那印书的合同,听说官厅因此正在找寻我。印书的合同,是明明白白的,但我不愿意到那些不明不白的地方去辩解。记得《说岳全传》里讲过一个高僧,当追捕的差役刚到寺门之前,他就“坐化”了,还留下什么“何立从东来,我向西方走”的偈子。这是奴隶所幻想的脱离苦海的惟一的好方法,“剑侠”盼不到,最自在的惟此而已。我不是高僧,没有涅盘18的自由,却还有生之留恋,我于是就逃走。

  这一夜,我烧掉了朋友们的旧信札,就和女人抱着孩子走在一个客栈里。不几天,即听得外面纷纷传我被捕,或是被杀了,柔石的消息却很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到明日书店里,问是否是编辑;有的说,他曾经被巡捕带往北新书局去,问是否是柔石,手上上了铐,可见案情是重的。但怎样的案情,却谁也不明白。

  他在囚系中,我见过两次他写给同乡的信,第一回是这样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的)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周先生;望周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周先生地址,但我那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一月二十四日。”

  以上正面。

  “洋铁饭碗,要二三只如不能见面,可将东西望转交赵少雄”

  以上背面。

  他的心情并未改变,想学德文,更加努力;也仍在记念我,像在马路上行走时候一般。但他信里有些话是错误的,政治犯而上镣,并非从他们开始,但他向来看得官场还太高,以为文明至今,到他们才开始了严酷。其实是不然的。果然,第二封信就很不同,措词非常惨苦,且说冯女士的面目都浮肿了,可惜我没有抄下这封信。其时传说也更加纷繁,说他可以赎出的也有,说他已经解往南京的也有,毫无确信;而用函电来探问我的消息的也多起来,连母亲在北京也急得生病了,我只得一一发信去更正,这样的大约有二十天。

  天气愈冷了,我不知道柔石在那里有被褥不?我们是有的。洋铁碗可曾收到了没有?但忽然得到一个可靠的消息,说柔石和其他二十三人,已于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毙了,他的身上中了十弹。

  原来如此!

  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但末二句,后来不确了,我终于将这写给了一个日本的歌人。

  可是在中国,那时是确无写处的,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我记得柔石在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他悲愤的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当《北斗》创刊时,我就想写一点关于柔石的文章,然而不能够,只得选了一幅珂勒惠支(Ka Hthe Kollwitz)夫人的木刻,名曰《牺牲》,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她的儿子去的,算是只有我一个人心里知道的柔石的记念。

  同时被难的四个青年文学家之中,李伟森我没有会见过,胡也频在上海也只见过一次面,谈了几句天。较熟的要算白莽,即殷夫了,他曾经和我通过信,投过稿,但现在寻起来,一无所得,想必是十七那夜统统烧掉了,那时我还没有知道被捕的也有白莽。然而那本《彼得斐诗集》却在的,翻了一遍,也没有什么,只在一首《Wahlspruch》(格言)的旁边,有钢笔写的四行译文道:

  “生命诚宝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二者皆可抛!”

  又在第二页上,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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