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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内容提要】傅作义是怀抱着相当的个人意图而加入到改朝换代的行列中,其反正过程具有强烈的双重性。北平移交之后,傅对中国共产党措施不满,曾设法逃离北平,尔后在举行绥远起义的同时,又上书蒋介石,为蒋献计献策。之所以如此,他一方面认识到国民党已经失败,故而拒绝与国民党捆在一起;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政权能否稳固存有疑虑,故而对中国共产党亦保持距离。傅的这种两手准备、两手安排,是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余地。这是一种过渡时期所特有的现象。
  
  【摘 要 题】现代人物研究
  
  【关 键 词】傅作义/徐永昌/北平和平解放/绥远起义
  
  【正 文】
  
  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共在中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换位。那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贰臣”的人们,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所谓特殊,指这个群体在政治与情感上,自觉或不自觉地游离于两党之间,对于国共两方或多或少都有些若即若离。这是一种仅仅发生于过渡时期的现象。可以肯定的是,在两个生死相搏的敌对政权之间游离,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讲都是不能被接受的,因此不管当时还是后来,这都是一个被极力遮掩的问题。迄今,人们所看到的这个群体,大都是经过包装之后的面貌。
  
  在这个成因各异的群体当中,傅作义与他人相较具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即其反正过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分为北平和绥远两个部分,两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义靠向了共产党,但由于绥远尚未易帜,因此又很难说傅完全脱离了国民党。这种横跨两边、双色参半的畸形状态,造成傅作义在一段时间内其最终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现象上并未完全明确,而是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身份。傅作义的这种双重身份为其双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够的条件。这样,在这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当中,傅作义具有相当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义在北平中南海宣布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议。这一天也是蒋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蒋在总统任上所做的最后几项安排,除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等等之外,一项私下安排是,派遣国防部长徐永昌前往北平,对傅作义做最后的争取。
  
  徐永昌与傅作义早年均为阎锡山旧部,曾同为阎部“四大军长”,② 二人私谊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孙科内阁国防部长。徐在军界从来不是实力人物,为何由他出掌此职?对此,12月27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致电林彪,认为“蒋介石以徐永昌为国防部长,鼓励傅阎对我抵抗”.③ 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判断蒋的着眼点是,利用徐与傅作义、阎锡山的历史关系以便操控该两部。总之,在那个大厦将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支撑残局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上述判断不久被证实。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记载:“早蒋先生电召,属去平一行。”徐于午后2时40分飞抵北平东单机场,随即至中南海居仁堂与傅作义、邓宝珊会晤,“传达蒋先生之意旨:(一)谋和希望与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义字宜生——引者注)南来。(三)大量运出精锐部队。且云如能给时间有限度运出军队,可和平交出北平”.蒋之意见并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运出精锐部队为和平移交的条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战。
  
  对于蒋的三点意见,傅一一作答。徐记载:“宜生对第一项原亦拟如此,但限于环境,已由宝珊等出城谈判,军队原建制、原番(号)开出,到指定地点,其高级官长去留听便。唯先须参加政工人员,此层为宜生所拒绝,正续商中。”从徐的记载看,傅始终未披露已经与中国共产党签订协议,只是披露和谈已经开始,并在和谈中拒绝中国共产党向其部队派政工人员。④ 徐又记:“对第二项,宜生初意去绥,谓尚有步兵四师、骑兵三旅,仍可整顿,效力国家。”傅对绥远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暂且不论,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后,绥远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计划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记载:“经余述蒋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须有几个忠贞负望之军官,方可撑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总统一随员。”显然,这是敷衍。关于第三项“大量运出精锐部队”,傅表示“现正扩修机场,但恐无多大效果”.就是说蒋的该项要求难以执行。
  
  综上所述,傅的三点答复没有一项是明确的、肯定的。
  
  在会晤时,邓宝珊说:“我们是失败了,但是消灭共党者必是另起来的人。”这是一句很不服气的话。在徐看来最具实质意义的,是傅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因为,如果傅的20万人继续存在,事实上将对中国共产党形成牵制。
  
  徐与傅的会晤仅两个半小时,然而在此期间蒋已引退。当徐于是晚9时20分风尘仆仆返抵南京后,“闻蒋先生已于午后四十(时)离京飞杭,惘然久之”.⑤ 由于蒋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专书一函向蒋呈报傅的三点答复,并判断傅作义主要目的是:“在一时保留部队愈多,拖住对方之监视部队愈众,其所以虚与委蛇者,亦即在此。”⑥ 拖住中国共产党大批监视部队,意即牵制中国共产党南下,这是徐的判断。
  
  傅作义既已与中国共产党达成和平协议,便不可能再接受蒋的安排。问题在于:拒绝与蒋合作,并不意味着傅将无条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北平移交问题上,傅有着自己的考虑。
  
  1月22日,傅部开始撤离北平,和平协议按约生效。是日傍晚,傅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发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协议部分条款,表示和平之举的动因在于:“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⑦ 和平协议正文加附件共22条,傅只公布13条,基本限于与民众生产、生活以及文物、外侨等有关之条文。
  
  文告中除个别词句的顺序略有调整外,就是和平协议的原文。实际上,傅抢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单方面有选择地公布协议,就是要抢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为主的舆论。傅以和平协议的原文发布文告,其巧妙之处在于既将自己接受和平的动因,完全归结于出自公众利益的考虑,同时又使中国共产党无话可说。这篇文告的意图就是自抬身价,造成在即将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有资格谈条件。此举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战败。
  
  傅作义的确与中国共产党谈起了条件。首先是军队改编问题。和平协议规定对傅部实行整编,然而对于整编的核心问题并未作出具体规定,即以什么单位整编。陶铸在作整编报告时说:“原提的方案一是:剿总取消,兵团、军师依然存在,像曾泽生部一样原封不动;二是打滥(乱)合编。”⑧ 原封不动即傅的方案,与其对徐永昌所说“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国共产党接受。1月2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军委:“邓宝珊试探我们对于改编的办法。他说,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队很好。我们则含糊答复官兵皆应学习政治。估计今后全部问题是改编的方式问题。”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对方交底。1月27日,林、罗、聂就傅部改编问题向军委建议:“我们须坚持军官集中受训,部队分散与我合编的原则。但在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见。”“对军官个人则专门拉拢与优待,对部队则须坚持革命性质的改编原则……并准备届时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决。”当日,军委复电:“完全同意你们对待出城部队的根本方针及在开始二十天内所采取的宣传解释拉拢分化等政策。”⑨ 所谓“开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最初没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编的方针。
  
  在傅部出城改编中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叶剑英致电平津前线总前委,报告华北“剿总”副总司令郭宗汾的意见,郭说:“李文原已被说通不走,后因第九十四军出城受到讽刺,官兵愤激,他向傅作义哭诉,同石觉、郑挺锋等先后飞往南京。”⑩ 可见,改编过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难免。总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万人不能动”,结果在很短时间内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与中国共产党接洽和谈时,所提条件之一即“参加联合政府,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11) 联合政府本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口号,目的在于打破国民党一党训政制。现在,傅接过这一口号反过来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就是反制中国共产党以求得与中国共产党分权。
  
  早些时候,曾有美国记者在香港就美国国务院政策放风,宣称要在新的联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对派,以抵抗中国共产党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竭力支持联合政府中之非共产分子。这个消息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 ”(12) 这就是说,还在傅提出这个问题之前,毛已经对此产生警觉了。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在与林彪等人的谈判中,又一次转达了傅作义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13) 最后,北平和平协议中有这样的规定:“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并且,企业、银行、学校等等,听候“联合办事机构处理”.这些规定同样引起毛的警觉,还在协议签订之前,毛于1月15日致电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内成立联合机构一点,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权之意。”(14)
  
  由于毛泽东反复提示这个问题,1月29日,北平联合办事处召开筹备会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叶剑英直截了当地对傅方代表郭宗汾说:“此机构是在前线司令部指挥下的工作机关,不是政权机关。”为此,叶建议将该机构名称定为“北平联合接交办事处”.(15) 加上接交二字,这就从形式上和性质上否定了任何分权的企图。
  
  综上所述,傅在军队改编和政治机构问题上的两点考虑,均未能如愿实现。
  
  二
  
  傅作义既然是带着自己的打算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1月29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致电中央,认为“傅在政治上直到现在并未向我靠拢,他主观上亦不愿向我靠拢,始终站在南京立场”.(16)“南京立场”即李宗仁的与中国共产党分治的立场。31日,林、罗、聂再电中央:“傅对南京李、白和谈则甚表积极,几次表示愿作桥梁。”(17) 林、罗、聂认为傅“站在南京立场”的判断在南京得到证实。
  
  1月24日,徐永昌记载:“接傅宜生梗电,大致通知先与中国共产党军协调停战,实施和平。谓自津陷落后,北平战局即万分困难,士气民心消沉浮动,迫不得已,于养日上午十时,双(方)订定军队保持原建制、原番号一个月后实行整编。在此期间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实现云云。”(18) 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协议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傅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社公布协议的,南京方面本已获悉,傅所以还要专电通知徐,并非多余,实际上就是要保持与南京政府的关系。
  
  1月25日,徐永昌遇孙科,孙告诉他,“昨晚电宜生,属其洽商共方,此间拟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来,可不必先洽,免转生周折”.(19) 南京政府的和谈以李宗仁为主,傅深知李与孙科的隔阂,因而对孙科来电不予理睬。但孙科此举证明,南京方面的确有人将傅视为与中国共产党接洽的桥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总统府召集政务会议,商讨与中国共产党和谈一事。关于南京政府代表团的人选,邵力子、张治中建议“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邓宝珊为代表”,徐永昌反对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场不应尔,彼恐亦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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