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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论德里达传播哲学的方法论启示
  
  一、方法论启示:建构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传播情境
  
  传播,是人类社会构建意义的活动和过程;意义的生产与交流,是传播学的内在研究领域。“但是,长期以来,传播学研究领域对传播问题的认识,就具体的传播现象的构成研究较多,而对深层意义构建关注较少。”在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看来,传播的传递观和传播的仪式观是美国自19世纪以来对“传播”的认识的两大主要倾向,而其中传递观的研究又占有明显的主导地位。所谓传播的“传递观”,即把传播活动理解为“传递”,认为传播是一个讯息得以在空间传递和发布的过程,以达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就目前传播学界的研究来看,相对而言,较多地展开的也是对传播作为信息传递的基本模式的研究,而对建基于信息流动基础之上的意义生产活动关注较少。反观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其富于解放性内涵的意义观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开启一种立意高远、视角开阔的意义研究,而这种研究将有助于推动当前传播情境的改善。正如德里达所说,“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是一种富于建设性的传播学意义研究,它呼唤以一种充满生机的思维方式建设包容“一种语言以上”的体验的多元化、没有压迫的传播情境。
  
  (一)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无限
  
  德里达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既提示了一种编码方式,也提示了一种解码方式,即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换句话说,解构主义启示我们无论是在编码还是在解码运动中都应打破意义的牢笼,避免各种固定的、僵化的思维模式抑制意义自由、思维自由。编码过程亦即文本的书写过程“是一种‘延异',即’产生差异的差异‘.这种’延异‘在时间和空间上既没有先前和固定的原本作为这种运动的起源性界限和固定标准,也没有此后的确定不移的目的和发展方向,更没有在现时表现中所必须采取的独一无二的内容和形式”.因而在传播活动的编码过程中要正视“延异”的这种特性,避免走入追求固定的界限、固定的标准和固定的绝对化的误区。另一方面,在解码过程即文本的阅读过程中,德里达说:“没有一种自在的、对一切时代都适用的对存在和世界的阐释,阐释并不意味着在事物或文本的外壳下找出一种完整的、固定不变的意义”.按照传统阐释学的观点,阐释文本就是找到原作者在原文本中所要表达的真实意图,并使之绝对化和标准化,其目的就是要限制文本所表达的意义的歧义性、多意性和不确定性。如此阐释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传播哲学来观照显然带有狭隘的非正义性:阐释文本的重点并非发现原文本所谓的完整、固定的意义,而是使作者及其历史条件获得重生,使文本的书写过程在被阅读和阐释的差异化中复活。
  
  解构的原则启发我们改变并且放弃追求一种绝对的、固定不变的意义的自我封闭的做法,复活意义的自由,还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无论在编码还是解码运动中都应避免将无限以某种有限的形式给出,或是将某种有限夸大、抬高成无限。这里必须澄清的是,释放意义自由、还原意义的不可终极性,“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要反对意义的僵化,承认并且正视意义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中,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生长的过程:你尽可以说你已经接近了真理,但你却无法声称你已经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这样一种对意义的哲学认知有助于从根本上极大地提升传播活动以及相应的传播学研究的宽容度和开放度:对意义的无限可能性有所了解,我们不仅能够对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运动所体现出的差异化和多样化有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持更宽容的态度,尊重意义的多元化,而且可以使我们不再视意义的不断更新变化(例如时下流行的对经典影视作品的翻拍)如洪水猛兽。因为解构的原则使我们看到了意义天然地是敞开的,处于无限流动和不断的生成中,这是不可抵挡、无法变更的事实。我们需要做的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正视意义的历史性变化,容许意义的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堵截。
  
  (二)复活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
  
  意义是基于对象的解释和思想。在解构主义传播哲学看来,既然没有一个本源性的意义,本文便成了一个无限开放的东西,阐释者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沿着原文本留下的一系列踪迹,在自由游戏过程中创造新文本。或者说,阐释者对原有的踪迹进行主观性的增补,生成属于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始终都是构建性的,打上了他们各自特定的精神性情、主观志趣的烙印,因而是独一无二的。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意义的构建具有个体性、精神性特征。同一个信息或者说同一个踪迹极有可能在不同的个体那里引发不同的主观替补,从而构建出不同的意义。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已经融进了解构主义传播学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反观目前正统的传播学领域,主流传播学研究并未充分关注到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经验主义研究范式虽然十分重视受众研究,但在其实证研究模式中,受众只是被简单视为一种客观存在的外在事物,“沦为没有个性差异的可以进行统计测量的存在”.可以说,在迄今为止的主流传播学中,受众是以非个体性、非精神性的形象出现的;受众概念的非个体性与非精神性是经验主义传播学的一个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本视野。虽然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受众研究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和改观,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研究方法的转换,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并没有在主流传播学那里获得独立的品格。
  
  个体性与精神性既是人类个体存在的基础,也是文化科学存在的基础,更是人类的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变化发展的动力学基础。丧失了对个体性、精神性的关切,就不成其为精神科学或文化科学。传播学是一门文化科学,是人的科学,是精神科学,也就应该是一种进行个性探索的科学。这就意味着,传播活动中意义构建的个体性与精神性,应当成为传播学的一个基本视野。但是,主流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却将重心置于外在客观性,根本上不理解个体性与精神性的人文价值与学科意义,正在使传播学日益偏离文化科学的轨道。在此语境中,解构主义传播学方法论再次凸现了它的价值,它对意义的个体性、精神性的关注有助于弥补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片面倚重外在客观性的缺陷,使意义的个体性与精神性融进传播学研究的基本视野和理论品格中,从而使传播学真正成为一门进行个性探索的文化科学、一门人的科学。
  
  (三)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建设包容多元化体验的传播情境
  
  解构主义是一种破除一切中心话语的态度,它要瓦解一切的主宰姿态,还原多元化。德里达认为,支配着西方哲学与文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建构了一种非常有害的价值等级体系,在那里,“没有对立双方的和平共处,而只有一种暴力的等级制度。其中,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等等)统治着另一方,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二元对立构成迄今为止一切社会等级制和暴戾统治的理论基础。换句话说,由于没有能力尊重他者的存在和意义,整个哲学传统在意义深处与同一的压迫和集权主义沆瀣一气。解构主义则体现出非凡的气度,因为它是根据他者面孔的绝对先在性而得到把握的。解构主义看重的是差异与多元,而非矛盾与对立,中心主义在解构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自我毁灭。因为在解构主义的视域中,差异是无止境的;意义零乱、松散,没有中心本源并且拒绝形成任何新的中心;踪迹只提供了多种可能性而没有终极的意义;替补更是存在不完善的证明,那些貌似不容置疑的先验假定前提、基本概念和绝对真理其实都是空虚软弱、站不住脚的。因此,通过森严的等级结构以一种颇有秩序的方式走向明晰的意义去把握真实就是不可能的,只能人为地造成某种压迫情境。解构主义的目标就是要介入,瓦解人为的等级结构,消解虚假设定的中心,对不能被还原之物说“是”,从而修复正义。
  
  以解构的视角观察当前人类的传播活动,我们会发现其中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二元对立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凸显了某种中心、霸权。最突出的便是男性/女性、西方/东方、大众传媒/受众视角的二元对立,其中隐含着男性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大众传媒中心主义的霸权,对处于他者地位的女性、东方、受众造成了压抑。传播的目的是促进意义在人群中的交流与沟通,而在现实的传播情境中这种交流与沟通却由于没有正确地对待他者而畸变为某种压迫与暴力。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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