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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思想批判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一      

    春秋战国动乱550余年,其间战火连绵,诸侯争霸,生灵涂炭,人民遭殃,社会长期处于兵燹和混乱之中。

    春秋时期始于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将首都从镐迁到洛阳。之后,郑庄公首先称霸,平王时“周郑交质”,各以太子住在对方作为人质;桓王时郑伯祝聃射中王肩,周王的军队被郑国打得大败,从此,“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郑国之后,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帜对外扩张,形成很大的霸业;管仲死后,桓公任用小人,以至于自己死而无葬;后宋襄公短暂称霸,晋文公、楚庄王继而争霸几十年,发生过多次大战,最后在宋国大夫向戌的调停下晋楚弭兵,共为霸主,齐、秦与之结盟,其他国家还要朝贡;中原的烽火暂息,但东南的战火又燃起来了,吴王首先称霸,随后越王勾践成就了春秋时最后也是最大的霸业。到公元前474年,春秋时代结束。

    进入战国时期以两件事为标志,一是魏、赵、韩三家分晋,三个大夫瓜分了晋国;二是田氏代齐,田姓长期居于相位,终于称君。战国之后,只剩齐、魏、赵、韩、秦、楚、燕七个大国,大家力量相当,谁也无法称霸。不过,实力还是有相对强弱的时候。始则经李悝、西门豹等改革的魏国力量最强,后来齐国的孙膑围魏救赵、减灶诱敌,在桂陵之战、马陵之战大败魏国的庞涓,同时,秦国打败了势力不断扩张的楚国,这样,齐国与秦国形成双雄并立的局面。但是随后乐毅率领六国军队打败了齐国,齐国差点亡国,只剩莒和即墨两地,最后田单用火牛阵收复了一些失地。但齐国还是衰落了,只剩强秦。长平一战,秦国打败了六国中实力稍强的赵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扫平天下,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各倡其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兵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纷纷登台亮相,中华文化处于鼎盛时期。

    秦始皇当政后,建立郡县制,也就是层层施控、上级命令下级的人治官僚制度(现代政治文明是法治分权的制度),同时,他采取法家的消灭文化的愚民治国态度,焚书坑儒,苛刑酷政;结果,秦祚短促。汉朝初时,吸取秦亡教训,“与民休息”,萧规曹随,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大大增强了国力。但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进入了漫无止境的意识形态独尊的时代,文化趋于毁灭,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被窒息。

    这就是中国的特点,国家纷乱才有文化繁荣,国家“太平”必然文化灭绝,“太平”就是政治专制、文化专制、官府垄断资源。

    所幸我们有孔子、老子、庄子,否则我们无以面对人类文明。 

                              二      

    孔子首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是第一位人格独立的教师。他首次向民间普及教育,改变了学在官府、官师不分的局面;他提出“有教无类”(一切人拥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为后来的科举制奠定了思想基础,这也使得中国哲学成为大众化的知识;他主张学思结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对师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主张以“仁”为教育的核心,让人们自爱而爱人,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提倡知仁行仁、中庸中和、“不忧”、“不惑”、“不惧”的修身要求,认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泰而不骄,威而不猛”,“温而厉”,“恭而安”;他主张面对道义,学生不必谦让,“当仁不让于师”;他注重人格感化,率先垂范:“其身正,不令而行”;他承认学问是从学习而来的:“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重视年轻人,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

    如果孔子不问政治,一直做教育家的话;如果他不被后来的统治者利用,被神化,成为棍棒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个完美无缺的人,是个让我辈仰之弥高、顶礼膜拜的伟人。

    孔子奠定了科举制度的理论基础,但这科举却成为统治者巩固专制制度、避免社会对抗的工具。科举使得贵族与平民双向交流,特别是使得老百姓可能“当官”,这让官本位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小民垂涎欲滴,自觉放弃了改良坏的制度、推翻暴政的想法。

    与其说孔子是个哲学家,不如说是个政治思想家。他提出了“仁”、“礼”、“和”、“大同”等思想,目的是治理社会,扭转动乱的局势。

    中国人急功近利,不做见不到眼前利益的学问。

    所以,即使像孔子,其哲学理论也是支离破碎、缺乏理论深度、不成体系的,但作为政治理论家,他却是伟大的。

    孔子的“仁”就是要统治者停止攻杀,时刻想到人民的利益;要诸侯贵族“能近取譬”,以己度人,站在别人的立场上为别人想一想:你想利益,别人也想,为何抢夺,为何贪得无厌?你想活命,别人也想,为何杀戮,为何不尊重别人?你不想饥寒交迫、妻离子散,别人也不想,为何让别人骨肉分离,血流成河?

    孔子要统治者施仁,克己复礼,克制自己,自觉不贪不夺,讲人道,爱别人,这无疑是对牛弹琴。他不讲民众的监督、人民的主权,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等人相差甚远。

    学生问孔子如何治理社会,孔子曰:“也必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也就是说,他要让君臣父子、各种社会关系符合它的称号,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主要像个君主的样子,不能胡作非为,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不能犯上作乱,父亲要像个父亲的样子,不能有违父道,儿子要像个儿子的样子,不能悖于孝道。因此,孔子要求恢复周礼,对社会“齐之以礼”,实行礼治,“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使人民“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这样就形成一个有道的社会了。

    中国人治理社会流于人治,从来以“精神文明”教育为主,辅之以惩罚人的刑法。孔子反对法治,认为那是外在的强迫,不如从内心顺化、教化、奴化人民来得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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