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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与反人道主义:列维纳斯、卡西尔和海德格尔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我们知道列维纳斯作为研究生参加了今日来说那场著名的1929年在达沃斯(Davos,在瑞士)发生于厄内斯特·卡西尔和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的辩论。但我们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场辩论对列维纳斯思想的重要意义。
    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辩论,常常是含蓄远胜于直率,远远超出了他们1929年春天在瑞士达沃斯的私人性遭遇。同样地,它也远非意味着一场关于康德或者哲学学科的辩论。事实上,相当持久的卡西尔-海德格尔辩论的重要性,从1920年代持续到1940年代-从卡西尔3卷本的(1923,1925,1929)到他的最后一本完成了的著作《人论》(1944),从海德格尔的划时代的《存在与时间》(1927)到他的《一封关于人道主义的通信》(1946/1947),不仅仅是针对两种康德或哲学-一方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哲学”,另一方是Seinsfrage ,“存在问题”,对“存在形而上学”的批评-观点之间的对抗,它同时也代表着一个人道主义和反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关于西方内涵的辩论。
    列维纳斯的人道主义标签贯穿于其作品,但特别集中在这三章-“意义与感觉”(1964),“人道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1968)和“没有同一性”(1970)-这三章在1972年被收集在如今天版本列维纳斯名之为《他人人道主义》的书中-必须放在智力和精神文本以及由那场二十世纪的关于哲学本质和人道主义价值的深邃而广泛触及的的辩论所建立的参数之内来理解。这固然是一场多方涉及的辩论,有很多投稿者和对话者。但其真正深度却要在卡西尔和海德格尔间哲学的和个人的对抗之中来探明。
    请注意这些章节都是在著名的“1968年5月事件”狂热的巴黎学生抗议之前、之中和之后写成并出版的,还有,我们也须知,甚至更强烈地,苏联和毛主义的极权主义、一战和二战中的大量屠杀、二十一年的纳粹恐怖统治、一百万犹太儿童和五百万犹太成人死于大屠杀以及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这些更大的历史背景。二十世纪,尽管在科学和技术上有许多进步,或许是人类历史中最血腥的。列维纳斯不仅仅是对悠久的哲学传统和其在当代哲学上的最大发展作出回应,也是痛苦地对二十世纪的法国、欧洲和世界政治境遇作出回应。
    我们会忘记列维纳斯是在一个为法籍犹太士兵而建的战俘劳动营度过战争岁月,或者他的父母、兄弟还有数百万与他宗教信仰相同的人被纳粹杀害吗?列维纳斯肯定不会。他的第二本著作,《不一样的存在或者本质之外》(1974),献辞这样写道:“给最亲近的被国家社会主义者屠杀的六百万之一,肩并肩地成千上万的所有招供者和因相同的仇恨他者和反犹主义而成为牺牲品的国家。”但是,列维纳斯以爱来报答恨,“爱的智慧”,以“他人的人道主义”反对“仇恨他人”-一种艰难的爱,是的,但无疑也是一种“困难的自由”,无疑,微妙也正如从未如此吊诡的当代哲学的残酷。
    《他人人道主义》这三章每一章都在捍卫人道主义-来自不同角度和建立在对不可还原的“人的尊严”之信念-一种在功效和价值上对人的自由的信念-上的世界观。每一个都反驳着不同的哲学对手-它们都将人还原成非人。
    在“意义与感觉”-出版于1964年,比他的第一本主要著作《整体与无限》(1961)稍晚几年,但已经预示了《不一样的存在或者本质之外》的最后分析-中,列维纳斯微妙地讨论了意义的起源及其与文化符号的关系。这里,没有指名道姓,对手是卡西尔的文化哲学。我们将在后面回到此章。
    “人道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首次在1968年出版,正当1968年5月事件明显感觉逼进之时-瞄准的是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和米歇尔·福柯的结构主义。在“没有原则”的语源学意义上采用“无-政府主义者”(an-arche)-没有阿基米德(no Archimedian)支点-一词,列维纳斯揭示和挑战由所有“以抽象原则、可理解的结构-人的主体在其中没有任何内在的结局-之名义解释掉人的主体性”的社会科学所犯的无人性。
    受框架于相同的知识背景,在“没有同一性”中列维纳斯以真正关心他者的具有“伦理责任、严肃”、“坦白”和“本真性”的“抑制不住的青春”的名义继续反对结构主义当时知识上流行的“主体的死亡”口号。在街头抗议和所谓的学生反抗的无政府状态中,列维纳斯看到的是青年人未腐败的道德和政治理想主义。但是在此章中,哲学对手不只简单是法国结构主义,它也不简单是在意识形态内发现理想主义的核心的一个努力。还有海德格尔,他的“基本存在论”会将人的主体性淹没于非个人的、历史的“存在之真理”中。列维纳斯-同样还有卡西尔-在其全部知识分子生涯里被海德格尔对人性的存在论还原和他对存在的阿谀奉承所刺激和激怒着去澄清和捍卫不可还原的人性的意义维度。

    达沃斯,1929:文化vs存在

    截至到1929年,除了每一位都被公认为是原创性的、著名的哲学家之外,卡西尔和海德格尔还都被公认为康德专家。卡西尔的权威是不成问题的。作为学生他师从伟大的新康德主义者赫尔曼·科亨(1842-1918)。从1912年到1918年,卡西尔作为总编忙于一个权威的十一卷本康德全集的编纂。他本人还亲自或者与人合编了十一卷中的四卷。在这个庞大的学术工作结束之际,早于达沃斯事件超过十年,在1918年,卡西尔出版了他自己的权威性的知识性的康德传记,名曰《康德的生活与思想》。从海德格尔这方来说,在1929年,稍早于达沃斯事件,他出版了他的独创性的关于康德的书《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在此书中他将康德的理性批判与他自己几年前在《存在与时间》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和存在论的筹划编织在与一起。后来,在他们的辩论之后,卡西尔发表了一篇对海德格尔的康德著作极具批评的评论。
    在一个层面上,1929年的达沃斯遭遇是一场学术辩论,使得两种不可调和的康德解释互相争斗。更确切的是,它是一场关于康德《纯粹理性评判》全部体系中的想象与理性之角色全面而不可调和的两种解释的对立的辩论。因为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确实是一本独创性的和异质性的延续或者对在较早前在《存在与时间》里所阐明的“此在分析”的运用之作,因为卡西尔在其三卷本的《符号形式的哲学》也已经阐明了他自己理解康德的思路,达沃斯遭遇,超出了简单是一个康德学术问题-一个文本说明,它同样也是一场海德格尔存在哲学的全部与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全部之间的碰撞。这就是海德格尔和卡西尔两人如何理解他们辩论之所在。或者,更客观地说,这就是那些参加者如何理解那场辩论之所在。
    很明显,在这场辩论中,卡

西尔远较海德格尔关心-先不论他自己哲学观点的特殊论题-使得康德正确。也就是说,做一个尽责和忠实的康德学者。很难怀疑卡西尔的康德-不象海德格尔的康德-忠实于康德自己的文本。但是,这一点,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取决于他们辩论的深度,映射出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之间对抗的一个基本的维度。它唤起了真理与方法问题,如何阅读或者挪用其他哲学家著作的问题,或者更一般说文化产品问题,直到包括整个西方的精神遗产问题,现在我们还可加上整个世界。一个人如何遭遇他人?一个人如何在保护根深蒂固的差异的同时获得真实的联系?这是一个象哲学一样古老的问题,一个象宗教一样古老的神秘事物:同一性与差异的问题,一与多的问题。将他们不同的哲学方法放在一个初步的思路,卡西尔捍卫通过论述发现文化构成的无限、“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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