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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理性的定位与思想的复兴  
发布时间: 2003-6-27  作者:秩名  
众所周知,深入地探究理性的内涵乃是我们永恒的任务,因为理性是我们自我理解的前提,而自我理解又是自我存在的依据。因此对于人类(尤其是西方人)来说韦伯问题既是他所处时代的问题,也恐怕是所有时代都会遇上且必须回答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要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在西方理性主义之内认识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并通过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形成,解释西方理性主义和现代西方理性主义的特性。这是由于所有关于特殊形式的地方显然都是涉及西方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的理性主义,而理性会在不同的生活领域,以不同的形式,在所有文化范围内出现。并且由于理性的不同形式,韦伯总是一再地回忆起,“理性主义”可以具有非常不同的意义,诸如技术化意义的合理性、形式合理性、价值合理性、方法论生活指导的合理性等等,颇为复杂,都试图从不同的方面去论述理性之为何物。而对理性的探讨或定位最终导致了当今时代思想的复兴。

一、传统理性观念

在传统的观念中,“理性”主要指人的一种认识能力。古希腊语相应的词汇为nous (来自动词noein,意为“思维”、“思想”)和logos(来自动词legein,意为“计算”、“思想”和“理性”),都有“认识”的含意。后来的拉丁语以及由此生发下去的ratio,就更直接是(理性)“认识”的别样表达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思”就是“理性的认识”。

在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中,自我的内在一致和由此而来的“自我理解”、“自我对话”是最为基础的和最为核心的,而这种自我理解就是理性的结果,尤其是理性作为一种统一性认识的结果,因此理性的认识能力虽遭到了现代语言论、浪漫主义诗学理论、后哲学文化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想的围追堵截,但它对统一性的认识上的追求依然是坚持不懈的。人类对自然和对自我的不断翻新理解之迫切要求促使我们不断产生知识的统一,这就是理性在“认识”这个初始环节的奠基性意义,其余科学、艺术、哲学以及实践活动等方才可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之中,科学所提供给我们以测度通向世界的每一途径和世界的各个范围的每一种事物,都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我们哲学思想传统的遗产,也同样重要地属于这种理性的迫切要求。虽然这种遗产没有一项可以看成是无庸置疑的和超越的,但我们都不能任其不受注意地消亡。理性对统一性的迫切需要在要求我们这样做,而且会永远要求我们这样做。

如果我们需要把世界统一起来,那么首先就需要把我们的认识统一起来,由于世界本来就是统一的,因此我们的认识也必定就是统一的了,理性在认识方面的统一性要求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这种统一不是那种被解构主义猛烈攻击过的那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文化大帝国,雅斯贝斯说:“理性追求统一,但它并不是单纯地为统一而追求随便哪种统一,而是追求一切真理全在其中的那个统一。这个统一是仿佛从无限辽远的地方由理性给我们呈现出来的,仿佛是消除一切分裂的一股牵引力。”“理性是这样的东西,它首先照亮各种各样的大全,然后防止它们的孤立,并且最后争取一切样态的大全的合而为一。”[1]理性之为认识,因此不是简单的认识,而是有如古代所谓gnosis(灵知)这样的“神性光照中的洞见”,是一种“大全”意义上的认识,因此理性的这种本质属性无论如何总是恒常的,不可颠覆的。理性,首先就意味着认识。当然,由于狭义的理性在近代认识论哲学中已经异化为“仆从和警察”,那么“理性应当终止其孤立的存在,应当与完整的精神生活联系起来,只有这个时候高层次的理性认识才有可能。”[2]

总体而言,理性信念包括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只接受建立在经过彻底地、批判地考察的证据和和正当的推理之上的真理;第二个原则是:现实是可知的,因为它具有一种理性的因而从理智上说是可理解的结构;第三个原则是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而第四个原则则涉及到人类在选择手段和目的南合理地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理性的任务远非将自身局限于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之内(对此没有人会否认),它还能够而且必须提供终极目标和基本原则。作为价值的来源,理性哲学必须使自己具有很大的价值。运用理性不仅潜在地是有用的,甚至是丰富的,而且内在地是有价值的。人类将它归诸于对自身的思考,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合理地指导自身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达到最高的人性状态。”[3]这种对理性的理解虽然不算很高明,也缺乏高远的形上依据,但对理性的观念日间模糊的时代,这样的理解可能比什么深奥和华丽的理论都更能激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理性在现代所遭受的命运却迫使我们对它作新的考量。

二、理性的重新定位

在经历了现代人(如尼采、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等)颇为尖刻的批评之后,理性的内涵作了大幅度修改,其功能性定位也有巨大变化。

首先,理性是一种行动的指南。

早在康德—费希特那里,甚至更早的时代,认识就已经不是单纯的思辨,而是先在地包含了行动的意义在内。因此在理性的诸多内涵或名称之中,我们把它叫做“基本的理性主义”也好,叫做“批判的理性主义”也好,摆在我们面前的理性主义是开放的,同时并不单纯是一种智力上的事,它更多地是一种行动上伦理上的事,“对于这个问题,不论我们是或多或少地采取某种非理性主义的激进形式,还是对那种我们已经将其命名为‘批判理性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作出最低限度的退让,都会深刻地影响我们对其他人或者对社会生活的诸多问题所持的总体态度。”[4]波普尔“坚持没有哪种情感,甚至没有哪种爱能够替代由理性所控制的制度的统治”,是因为在感性和理性之间,即使他认为理性主义已经走得很远,但他仍然同情它,并提倡“一种承认拥有某种缺陷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理性主义”。在他看来,非理性的感情和激情是更加靠不住的。的确,波普尔的常识性观点可讥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把最后的决定交付给理性,而不是交给某种包括爱、信念和感情去处理,毕竟那些极有意思的东西不总是很靠得住。的确,波普尔的常识性观点可讥为“卑之无甚高论”,但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应该把最后的决定交付给理性,而? 皇墙桓持职ò⑿拍詈透星槿ゴ恚暇鼓切┘幸馑嫉亩鞑蛔苁呛芸康米 ?/P> 

当然,对理性的“交往行动”属性颇为青睐的还是要数对此有过精深的专项研究的哈贝马斯,他把传统的“理性”观念转化成了更为实在的“合理”概念,他说,“在交往联系中,我们不仅把那种能提出一种论断,并且针对批判者,通过相当明确的阐述,论证这种论断的人,称为合理的。而且我们把那种能遵循一种认可的规范,并且针对批判者,按照合法行动要求的观点解释现存情况,为自己行动进行辩护的人,也称为合理的。”既具有“可批判性”,也具有“改善的能力”[5]理性在“认识”这种“坐而论道”与“行动”这种“立而起行”之间自由穿梭,目的就是为了达到人类最终极的自由。单就人类的行动来说,不管它的先验原则也好,还是它

的具体程序也好,离开了理性是无法想象的。

其实理性本来就包含着交互性,从而理论上由单纯乃至绝对的“主体性”(subjectivity)向“交互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的进渡才能被充分地理解。理性不仅追求统一性的认识,而且也追求这个统一体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否则这个“大全”又何以可能呢?对于被雅斯贝斯称为“整体交往意志”的理性,波普尔有从一个较为实在的角度阐释道:“采纳理性主义还暗示着存在一种交往的共同媒介,一种理性的共同语言。”[6]我们当然要问,通过使用共同交往媒介(即语言)是否就能推导出理性的交互性来,这实际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话题,同时波普尔仅仅通过人类那些迄今为止仍然是理性的各种母语之间能够彼此翻译来“暗示”人类的统一和人类理性的统一,随便我们怎样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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