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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基督教的自我诠释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全球化与基督教的自我诠释  
发布时间: 2003-11-25  作者:秩名  
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趋势,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概念而存在的。然而随着政治、社会等相关维度的不断介入,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西方的基督教学者就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其中至少有两方面的研究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是德国学者汉斯昆(Hans Kung)等人自1990年代以来不断促动的「 世界伦理」(a Global Ethic)讨论﹔其二是美国学者斯塔克豪斯(Max L, Stackhouse)自2000年以来陆续主编的《上帝与全球化》系列文集(God and Globalization, volume 秭and 秪, edited by Max L, Stackhouse with Peter J, Paris and Don S, Browning,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2000-2001),目前已经出版的两卷分别是Religion and the Powers of the Common Life和The Spirit and the Modern Authorities)。
从基督教神学的立场介入全球化问题,所能展开的论说几乎必然是批判性的。但是通过汉斯昆「世界伦理」构想之中的宗教意味及其对基督教信仰的重释,通过特雷西(David Tracy)为上述文集撰写的「后现代」神学论文及其对世俗思想资源的三种借鉴,我们可以辨认出一种更为积极的态度。即﹕神学不再仅仅是借助批判而保持基督教群体的信仰身份,也更直接地参与着当代西方的世俗文化。
从人文学研究的角度看,汉斯昆和特雷西分别代表的两种神学进路,都是以「参与性」的批判取代「防御性」的批判。当人文学研究行使其社会批判的职责时,或许可以由此得到某种启示。
关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基督教自我诠释,至少有两方面的研究特别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其一是德国学者汉斯昆(Hans K?瓞ng)等人自1990年以来不断促动的「世界伦理」讨论,其二是美国学者斯塔克豪斯(Max L, Stackhouse)自2000年以来陆续主编的《上帝与全球化》系列文集。1由此进入这一问题,便会涉及到一些基本的神学和人文学思考。
全球化语境的内在差异
及基督教神学的进路
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全球化趋势,首先是作为一种经济学的概念而存在的。然而随着政治、社会等相关维度的不断介入,人们开始愈来愈多地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谈论全球化。西方的基督教学者和宗教社会学家也就此作出了引人注目的反应。从研究者的角度看,这表明当代神学和宗教学已经日益明显地涵纳着人文学的性质,而在其所涉对象方面,这又是由于全球化的操作性过程无法回避一些意义性的紧张关系。
就西方基督教的自我诠释而言,人们首先会注意到一种内在的分歧,即﹕在欧洲热衷实施的「一体化」(Integration)和主要由美国所倡导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之间,不同的处境使神学诠释不能不表现微妙的差异。
在中世纪的欧洲,从相对整合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向「本土化」(vernacularization)的过渡,是其进入近代发展时期的重要契机。「本土化」的实质正是不断从统一的「国际化」(international)转向独立的「国族化」(national)﹔「民族国家」(nation states)便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结果。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实际上始终沿着由「统一」向「多元」分化的模式进展,这与基督教自身的演变基本同构。而目前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似乎又要向原有的整合世界回复,重新统一其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外交。在作为一种世界观的基督教日益边缘化的当今世界,这样的整合已经不可能基于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之理想,却只能诉诸直接的世俗手段和世俗目的。就这一点而言,欧洲的「一体化」与美国的全球化并没有多少逻辑上的区别。
然而应当承认﹕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基本取向,并非接续了传统的欧洲模式。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崩溃后从混乱到有序,又从封闭走向开放,是与基督教在中世纪的传播密切相关的。但是赖以统一的信仰一旦边缘化,所谓的「欧洲中心」便连同「信仰中心」一并消褪为历史文献之中的记忆。当美国所张扬的全球化不再只是关于经济趋势的描述,而是进深为似乎涵盖着「一体化」的文化策略之时,其中的「中心」转移便不仅是观念上的,也是地域上的。即﹕「信仰中心」向「世俗中心」的偏离,实际上也标志着「欧洲中心」被「美国中心」所取代。哈贝马斯(Harbermas)将这种「极端市场化」的中心转移界说为「经济系统对生活世界实施的殖民化」﹔2而对于曾经位居中心地位的欧洲,这种「殖民化」绝不仅仅是哈贝马斯所言的「社会制度的操作领域」对「生活世界的意义领域」的支配,也绝不仅仅是针对着不发达国家,却首先意味着「美国模式」在欧洲的殖民化。这一矛盾,使「一体化」与全球化成为两个相近、又完全相对的命运。
美国被认为是第一个按照基督教理念建立的现代国家。关于这种直接融入国家制度的基督教理念,在积极的意义上有如费洛伦查(Francis Fiorenza)所说﹕「宗教在现代社会中……已日益成为……一种象征体系﹔……在现代神学中,神学意向……被解释为一种隐喻性语言。」比如﹕末世论可以表达为「对社会正义和政治和平的展望」,可以被政治神学和解放神学用来「批判非正义、压迫和歧视的社会」﹔创世论则「成为一切人皆享有终极平等和终极尊严的信念」。3但是在消极的意义上,又如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所指出的﹕如果「基督教道德的超验理想变成了历史进程的内在可能性,民主、相互合作、国际联盟、国际贸易关系诸类概念被当作人类精神的终极理想」,那么「基督教道德的原有张力」就被彻底破坏,「生活的深度」就被彻底消解了,4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所张扬的全球化确实隐含着尼布尔所忧虑的某些因素。而欧洲的「一体化」一方面被纳入了同样的逻辑轨迹,另一方面又必须在这一逻辑轨迹之外寻求理念上的支撑,以便「一体化」可以正当地独立于全球化。这就是为基督教学者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使他们得以从文化学的意义上介入「一体化」与全球化问题,并且通过自己的声音重建「对生活之深度的理解」。5
但实际上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重寻欧洲灵魂」6的呼声既包含着基督教思想界价值意义匡正世俗化社会的努力,又常常表现为抵消或

者抗衡美国中心的意识。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坦率的直言﹕「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政治影响和美国的文化,都单向地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压力,使其更像我们自己,更加美国化」,而欧洲所担心的,正是全球化成为「美国化」的「一种委婉的说法」。7
在上述背景下,神学诠释最基本的出发点必须超越狭隘的族群立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其实也就是超越全球化的地域涵义,而专注于人类面临的共同处境和普遍性问题。因此,特雷西(David Tracy)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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