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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理性——试比较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主体·理性——试比较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诊断  
发布时间: 2003-2-2  作者:秩名  
内容提要:福柯与哈贝马斯在“何谓现代性”这一问题上存在共识,即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和理性;从根本上说,他们二人所做的也正是同样的工作,即通过对主体和理性的分析诊断现代性危机。只不过,彼此走了不同的道路:福柯颠覆大写的人,怀疑普遍的理性,从而走向了所谓的后现代;哈贝马斯则以实践主体取代先验主体,以交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从而希望借此以继续尚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

关 键 词:现代性 主体 理性


 


20世纪后半期的思想家中,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对立无疑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二人风格迥然有异,观点针锋相对,且时有直接的理论交锋。对此,国内学界已有述评,然而所针对的又往往只是双方的具体观点而少有整体的把握,这对于全面把握二者的思想脉络和深入理解二者的思想分歧显然有不足之处。本文试图克服这一局限,力求完整地阐明: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内涵存在根本共识,他们的分歧在于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


 


一  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主体和理性


何谓现代性?国内外学界对此已有广泛的讨论,并表明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会有不同的看法[1]。笔者在此不想继续这一讨论,更无心给出自己的定义。笔者所关注的是:虽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现代性作不同的界定,现代性是否存在统一的哲学基础?这一基础是否得到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共识?


哈贝马斯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现代性的哲学基础作了明确而系统的论述。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构想以理性为基础,其确立则在于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之前,对宗教权威的认同使得人们的思想保持统一,社会的各个系统成为和谐的整体。但在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激烈地批判宗教虔信,这就必然高扬与宗教权威相对立的理性。对此,康德有极为精当的概括:“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哈贝马斯显然赞成康德的观点。


理性提升的前提,必然是“主体”的发现:没有主体,谁来运用理性?哈贝马斯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哲学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范式转换。第一次发生在中世纪早期,体现为“本体论”向“认识论”的过渡;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体现为“认识论”向“符号论”的转换。而第一次转换的核心即在于“主体”的发现:在本体论思维中,世界的主宰和终极依据是“神”——上帝或者具有神性本质的第一推动力、理念等——人只不过是神的创造物和无数存在者之一;在发生“认识论”转向以后,人取代了神,成为世界的中心。这样人及其意识,即“主体”,从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成为由实在事物组成的客体的对立面。[3]


可是,我们有必要发问:现代性的哲学基础是主体和理性,这是否哈贝马斯的一家之言而已?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我们可以考察现存的现代性模式。这其中最有影响的无疑是马克思·韦伯的历史-社会学解释: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理性化的、祛魅的过程,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理性作为现代性主流的意识形态之一,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建构了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解释之所以最有影响,一方面在于它被广泛接受,另一方面也在于它受到了广泛的批判。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种种批判也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该解释的“理性化”内核,而无非以某一种别的合理性,如享乐的合理性批判韦伯的精打细算的经济合理性而已。这显然更没有触及主体,甚至倒更加维护了主体这一概念。其次,哈贝马斯本人也并没有认为把现代性的哲学基础归结为主体和理性是自己的创见。恰恰相反,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所强调的是:近200年来,西方哲学家从主体和理性出发分析现代性问题——一方面,黑格尔最早意识到建立在主体和理性基础上的现代性的分裂,并试图依靠理性来解决这一难题;另一方面,一些思想家看到黑格尔的理性立场并不能真正解决现代性难题,因而转换思维模式,走向非理性或反理性。在这后一种立场中,即有福柯。


问题似乎已经解决。然而并非如此,我们随即面对如下两个问题:第一,福柯对“何为现代性的哲学基础”的回答至今仍然只是哈贝马斯的概括,这种概括符合福柯的本意吗?第二,哈贝马斯所提及的现代性危机又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直接决定了福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内涵是否存在共识。需要说明的是,福柯对现代性没有系统的论述,但这又并不意味着他忽略了现代性。恰恰相反,他的所谓后现代理论正是植根于现代性基础上的,哈贝马斯对他的概括也完全符合他的本意。在其演讲《什么是启蒙》中,福柯这样结尾:“现在我们面临哲学的选择,或者是真理的分析,或者是以自我本体论或现实本体论形式出现的批判思想。”2后者,正是福柯本人所采用的途径。那么,何谓“自我本体论或现实本体论”?岂非正是对主体的关注?此即如福柯本人所总结,他的工作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我们知识的主体的?我们是怎样被构成为运用和屈从权力关系的主体的?我们又是怎样被构成为我们自己行为的道德主体的?”而所谓的“批判思想”又指什么?岂非就是福柯所强调的“远比维护启蒙的遗骸更重要的是保持启蒙的历史意义的生命力”1?更确切地说,即用理性的批判批判已经扭曲和僵化的理性,这正是福柯的思想动力。


既然存在根本共识,福柯与哈贝马斯的观点又何以如此对立?关键在于第二个问题:现代性危机。对此,我们不妨从如下两个角度加以理解。一是现实的表征:按照启蒙理性的构想,人类将迎来彻底的解放;然而历史的实际进程却粉碎了这一梦想,尤其进入20世纪,高度的精神文明并没有伴随着高度的物质文明而到来,科技的发展也没有带来道德的提升,追求进步的人类社会却屡屡陷入战争的泥潭,要求自由的个人更感受到无处不在的禁锢…二是理论的思考:在现代性凯歌前进的同时,理性发生扭曲,形成了对社会生活的专横统治;主体发生分裂,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分崩离析…


于是,摆在近现代思想家面前的,自然而然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克服现代性危机?更确切地说,如何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主体和理性?如何修正主体和理性?


福柯与哈贝马斯的分野,源出于此。


 


二 福柯:走向后现代


(一)         解构主体


在认识论转型中确立的“主体”,几乎把本体论中“神”的荣耀全部接收过来,成为了整个世界的先验

的中心和主宰。对此,福柯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主体及其种种替代者必须被剥夺其创造性角色,并且作为话语的一种复杂而可变的功能加以分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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