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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文化的剩余价值——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  
发布时间: 2003-9-9  作者:秩名  
     作为一个强调总体性批判的社会理论家,哈贝马斯对于现代性危机在文化领域中的表征有着许多独到的看法。换言之,文化批判同样构成了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对文化的批判,基本上继承了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路径。具体而言,哈贝马斯从大众文化批判入手,致力于解决文化领域中的剩余价值问题。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哈贝马斯对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综合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和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步,把大众文化批判提高了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高度,使之规范化。
     为了具体阐明大众文化批判在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地位,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将阐明哈贝马斯对从马克思、卢卡奇到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发展(1);接着,讨论哈贝马斯对于文化消费主义历史形成的追溯(2);最后,具体分析哈贝马斯对于广告和公众舆论的理解(3)。

           1、   工具理性批判的批判

     哈贝马斯从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范畴出发,把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卢卡奇的物化学说以及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启蒙的批判)贯穿起来进行分析,认为它们共同的贡献在于深刻揭示了现代社会的两大根本问题: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而在这当中,卢卡奇的物化学说又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通过对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克服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的客观前提,这就是被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所束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被马克思看作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根本出路,而马克思所给出的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主要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的培训以及劳动组织的更加完善等等。
     如果说,马克思的杰出贡献仅仅在于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剩余价值,那么,他就难免会落入经济决定论的困境当中。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对于经济决定论显然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因为,马克思充分注意到了生产力自身的复杂性。也就是说,按照马克思的定义,所谓生产力,不仅包括现代的科学技术,更包括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主观潜能。在马克思的理解当中,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既表现为他们有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也表现为他们有革命性的批判活动。这样看来,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注意到了剩余价值在人的主观生活世界当中的表现,以及人(无产阶级)对于这种剩余价值的抵抗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不仅为无产阶级(乃至整个人类)的解放创造了客观前提,同样也创造了主观前提。   
     卢卡奇完整地继承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批判立场,但视角有了很大的转变。具体而言,一方面,卢卡奇接受了韦伯的物化批判概念,修正了马克思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解,认为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一种解放力量具有两重性:即它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也制造了一种新的主宰人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所谓的科学主义(Szientizismus),最终的结果则是使人在自我解放的途中遭遇到了自我异化--物化。另一方面,卢卡奇又进一步深入挖掘了人身上所潜藏着的对于物化的抵抗力量。卢卡奇认为,人身上具有一种"自身理性的形式特征",这对于物化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极限【1】。
     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进一步发展韦伯的物化批判,无疑是有其历史贡献的;可惜,卢卡奇犯了两个严重的错误,其一,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黑格尔的逻辑学,仅仅从精神运动的角度阐述了无产阶级意识之于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逻辑必然性,而未能从经验批判的角度细致而透彻地阐明无产阶级意识形成和应用的实践必然性。其二,卢卡奇在继承韦伯物化批判的同时,拒绝承担其客观主义历史哲学的后果。当然,卢卡奇的理论面临的最关键问题还在于,由于革命的失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新的认同力量,致使卢卡奇的时代诊断和物化批判遭到了彻底的否定【2】。
     在哈贝马斯看来,卢卡奇失足或停足的地方,正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他们的出发点。换言之,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从经验批判的角度,对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及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提出了质疑,并分析了卢卡奇的物化批判之所以失败的历史经验。按照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分析,主要有三种历史经验发挥了作用:前苏联的官僚化统治、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以及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等【3】。通过对这些历史经验的处理,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提出了一种关于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理论,用以解释大众的主观自然怎么会毫无反抗地就被卷入到了社会合理化的旋涡当中,以及物化现象在文化再生产领域当中的种种表现。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法西斯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分析形成了一种互补关系,前者说明,政治精英故意改变了大众的反抗功能,用主观自然来反对合理化;后者则表明,商品的物化形式蔓延到了文化领域当中。   
     在实际分析当中,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相互之间在密切配合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分工。具体来说,霍克海默负责分析法西斯主义,而阿道尔诺则专注于大众文化研究。霍克海默把主观自然对物化的反抗称做"自然的造反"(Revolte   der   Natur),由此,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就"是利用内在自然的造反来实现内在自然坚决反对的社会合理化":

           (在法西斯主义制度里),合理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它已经不再仅仅满足于简单地压制自然;合理性现在是在敲诈自然,为此他吸收了自然的造反力量,用以充实自身。纳粹操纵了德国人民被压制的愿望。当纳粹及其在产业界和军界的走狗们兴风作浪时,他们一定会赢得大众的,尽管他们并不代表大众的利益。他们向社会下层发出号召,而这些阶层已经被工业的发展抛弃了,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大众生产的

剥削对象。这些阶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小商贩,家庭妇女以及小业主等,在被压制的自然中,他们首当其冲,他们是工具理性的牺牲品。没有这些群体的积极支持,纳粹根本就不可能上台掌权"【4】。

     这段话不仅阐明了纳粹上台的历史背景,也澄清了纳粹统治的阶级基础(社会下层),更说明了纳粹统治的历史作用:加速"迟到的民族"的现代化,用以补偿广大社会反抗阶层的心理要求。这样,内在自然的造反在纳粹的操纵下就变成了内在自然所反对的强制力量,实际上也就走向了其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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