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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碰撞、对话、发展、建设——西方文化思潮与当代中国的回应  
发布时间: 2003-8-10  作者:秩名  
   一、碰撞:文化的三分天下


       自清中下叶开始,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又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转型期的文化特点就是多种文化的互相激荡和新的文化的逐渐生成。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当代中国大陆形成了传统中国文化、狭义的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三分天下的格局。这是五四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客观情势。我们考虑文化问题时无法忽视也不能忽视这个客观情势。

       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已成了几代学者关切的中心课题。当时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作为特有的文化历史现象,昭示着中国历史巨变所蕴含的现代意义:传统的封建家长制式的中国社会的解体行程终于开始了。但是,在传统社会之中生成的文化传统,并不会伴随着社会硬件的改变而自行演变。它实际上仍是由社会的人们自觉选择和重新解释的产物。关于这一点,近代以来至少有三个阶段可以概括。第一批持文化批判态度的是康、梁、严复等人,他们确实标志着最初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向传统之外去寻求变革因素的求智决心。从现在的眼光看,他们只能算作是一种精神意向的传达者。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算是第二阶段。五四时期的两个主要对立的文化阵营: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林毓生语)和文化保守主义,从历史的过程看,他们所起的作用政治意义大于文化意义,在促使旧的社会机制解体的过程中,五四的全盘反传统主义(也即所谓的激进主义),是社会选择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合理性的产物。在这个历史变动中,文化选择上摆向极端都是对第一阶段的温和的改良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一种反拨。

       我要在这里着重说的是文化批判的第三阶段(从共时性上讲是第三思潮):开放的保守主义思潮。严格地从阶段上划分是不确切的,因为从五四开始,从梁漱溟开始,这种思潮就以独立的姿态出现了。但在五四以后的一二十年间,梁、熊等人均没有成为主流人物,直到60年代,在港台及海外才真正形成气候,在大陆则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才引起人们重视。从文化建设的心态上讲,它是从温和——激烈,又走向温和的一个历史循环。中国知识界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才从大的方向上深切体悟到融合中西的这种文化建设的极端迫切性;才体悟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对一个有巨大的历史遗产的民族来讲具有的迫切意义。

       迄今为止,最具体地讲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并有建设性成果和思路的、现代新儒家是一个代表。应当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思路上去理解现代新儒家的努力。对大陆整整一二代中青年学者来讲、要在五四以来的“打倒孔家店”(“文革”中是批倒孔孟之道,80年代是全世反传统)的历史阴影中走出来,认识到“孔孟之道”也有好东西,不仅如此,而且还有转出现化文化的思想前因,的确有一个过程。这里首先要辨清一个悖论:

       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需要反传统

       走向现代化的背负传统的中国

       在实际的思想发展中,上述悖论的确迷惑了不少知识分子。对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来讲,“传统”意昧着为封建专制体制辩护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近代中国屈辱、落后、分裂、愚昧的象征。所以,解体将是双重的:旧的体制的瓦解和旧的意识形态的瓦解。顺着这条思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现代化=西化的思路,理由是很简单的: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产生出新社会的理论和模型。在相当一个层面上,很多知识分子不知道或不理解,传统内部存在着两重构成。它们表层与社会结构的“硬件”(国家制度)密切相关,而它的深层,则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发展、富有生命力的依托。它是传统中最具有人类普遍性的那一部分,它是具有宗教意味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它不仅不与一个民族走向现代化矛盾,而且是前提性的条件。在几代人尝试了种种失败和痛苦之后,80年代的一代人特别感受到了在深层意义上的传统失落和价值危机。强烈的要返回传统并从传统中走出来的心灵要求,在文革失败后,在80年代的全盘西化的极端情绪冷却下来之后,终于走上了历史舞台。

       我们所能创造性地转化的价值传统、学术传统、意义传统是什么呢?我们说是儒学传统,这是在最广义的意涵上去讲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创建并不是为了一宗一派之争,所以,从心态上讲,并不拒斥传统中的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里所讲的创建,主要是指形而上的创建,哲学的创建,所以,寻求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转型,成了这一文化任务的具体的内涵。

       传统中国哲学有辉煌的过去。与公元前希腊的辉煌时代相比,我们有诸子百家的繁荣,与古罗马时期的文化繁荣相比,我们有汉文化的灿烂、定儒于一尊的哲学创造。文艺复兴孕育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中世纪的宋明理学理性化了封建制度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在理论的深刻性上,宋明理学毫不逊色于文艺复兴以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如陆、朱的道器之争,王阳明的“心体(良知)与万物一体同流”之说,哪怕用最现代的哲学眼光看,所涉及到的问题也是最哲学的。然而,另一个特定阶段的充分发育的产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与意识形态(包括对它的批判)则是由西方思想家完成的。不用讳言,这里确实有时代差,但绝不要忽视:哲学的全人类通性在于回答共同人性中的一系列问题,价值与意义这样的问题的解答在一定的层面上有着永恒性。也由于此,在经有清一代的考据之风后,传统中国哲学还能面对现代社会的迫切需求而再生华辉。  

       为一个已经完成的时代和社会辩护与为一个未来的只见雏形的社会写辩护词,是不相同的。这个不恰当的比方恰好说明了我们与宋明时代的哲学家的区别。当代中国哲学家面对的问题与五四时期是有相似之处的。今天我们的眼光更广阔,所以,问题也凸现得更尖锐:未来的中国社会、从任何意义上讲都应是一个现代社会。那么,这个现代社会所应具有的哲学(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面对的文化选择之一。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知识界的思想现实倒是非常有趣地证明了传统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枯萎”。由于缺少了一个相当的历史阶段将中国哲学中的话语和思想用现代语言传达出来,所以相当多的知识青年对它并不熟悉。从思潮的角度讲,我们宿命地沿袭着中国文化的思维习惯,但我们的表达所用的思考形式,恰是半个世纪之中断断续续的舶来品。如此这般,在我看来,除了极少数有造诣的专家外,中国哲学家几乎就是中国哲学史家的代名词。原创性的思想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很难获得共鸣。

       我们要“感谢”乾嘉以来的思想枯竭:以致于五四以后现代中国需要思想的时候,有思想的历史在时间上已显得那么遥远。所以,西学才那么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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