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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孔子的仁礼相成思想及人性观  
发布时间: 2003-5-3  作者:杨春梅  
 摘 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和礼各自的地位和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众所注目的重要问题。或云仁重于礼,或云礼重于仁,众说纷纷,莫衷一是。事实上,仁固然是孔子的发现,但仁的发现原本是对礼的意蕴深入开掘的结果,而礼的价值也正由仁的发现而重新确立。仁是礼的内在根据,仁心外化而成礼,依礼而行而成仁,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恰成一辩证的统一关系,而其前提则是:仁作为一个德性范畴乃是一个动态的存在,即仁由根之于心的潜在的德性,到经过礼的规范而实现为完美的人格,其间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仁之作为潜在的德性和礼之作为外在的规范,各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仁不发于心,则礼便成为毫无意义的虚文;而失去礼的规范,则仁流为自然性情,虽不失为直,但却难免于野,甚至难免为乱。由仁之作为动态的范畴这一特点,我们又不妨推断:人性美善而又非纯美纯善或即是孔子未曾明言的独特的人性观。

    关键词:孔子 仁礼相成 动态 人性观

    孔子的学说,当时深得其心的弟子颜渊已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叹(《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出篇名),不同的弟子对孔子学说的理解也已有差异。孔子卒后,关于孔子学说的真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两千多年来,解释孔子的著述汗牛充栋,但孔子的思想却不仅没有因此而变得清晰明朗起来,相反,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难以把握了。不过,在众多不同的解释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为大家所一致认同的东西,这就是仁和礼。尽管人们对仁和礼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仍有不同意见,但几乎无人否认,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纲领性意义的两个概念。

    一、仁的发现及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仁的观念在孔子之前已经产生。据学者们研究,仁字和仁的观念皆渊源于古东夷文化,后来进入“中国”,成为“中国人”的文化观念。春秋时,仁往往与忠、义、信、敏、孝、爱等并列,被看成是人的重要德性之一。但是,孔子以前,仁并未受到特别的重视,只有到了孔子这里,仁才被从其它德性中超拔出来,并被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1)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世衰道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一降而为“自诸候出”,再降则“政在大夫”,三降则“陪臣执国命”,“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完全乱了套。但是,在这崩溃和混乱的局面中,礼乐文化反而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一方面,有识之士鉴于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竭力强调以礼治国的重要性,认为礼是“国之基”,“人之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左传》昭公五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在有识之士的倡导下,一股颇具规模的礼治思潮蔚然兴起。另一方面,那些越位逾分的大夫和陪臣,为了巩固其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满足其高高在上的虚荣心,也需要用礼乐来文饰自己。他们除了自己亲自学习礼乐知识外,还重用一些懂得礼乐知识的人。掌握一定的礼乐文化知识成为当时一般士人入仕为官的一条捷径。如此一来,学习和研究礼乐文化竟成为一时的社会热门(关于春秋时期礼治思潮的兴起和学礼之风的盛行,吴龙辉博士有较详细的论述(2)。孔子生逢春秋末世,自然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据说他小时候做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摹仿大人作礼仪演习,大概就与这种风气的影响有关。长大以后,孔子凭着“好学不厌”的精神,敏求善思,终于成为一位名闻当时的礼乐文化大师。他设坛收徒,不仅很多普通人来向他学习,而且一些贵族人物也经常来向他学习,请教各种礼乐知识。

    孔子十分重视礼,认为对一般人来说,“不学礼,无以立”(《季氏》);对统治者来说,“上好礼,则民易使”(《宪问》),“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子路》)。因此,孔子主张“克己复礼”,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但孔子对于礼有自己独特的理解。他曾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阳货》)

    孔子的意思是说,礼乐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和节奏,而是有着更为本质的内涵。那 么,这个更本质的内涵是什么呢?《论语·阳货》中的一段记载,给我们提供了很珍贵的启示: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从以上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孔子的心目中,三年之丧这一礼制,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一种形式,实际上,它是儿女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一种恰当的方式。一个真正热爱和怀念父母的人,会自觉地遵守这一规定,否则便于心难安。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挚感情,孔子称之为仁。仁既是礼所由生的内在根据,也是人们自觉守礼的内在动力。只有仁发于心,则行才能合于礼,仁心不动,礼就失去了根据,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虚文。既然是虚文,当然就可以随意改动,也可以随意废弃了。宰我欲改三年丧制,孔子便斥之为“不仁”,原因即在于此。由此可见,所谓礼的本质内涵不是别的,正是仁。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

    的确,为人而不仁,如何能理解礼乐制度的本质内涵呢?不能理解其本质内涵,又如何能尊重其仪文形式呢?

    毫无疑问,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显然超越礼而具有先决性的意义和价值。《论语·八佾》如下一段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曰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

 

   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冯友兰解释此段说:“子夏以‘绘事后素’而悟及‘礼后’,盖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犹美女先有巧笑美目,然后可施脂粉也。否则礼为虚伪形式,非惟不足贵,且亦可贱矣。”又说:“不仁之人,无真性情,虽行礼乐之文,适足增其虚伪耳。”(3)冯友兰用“人必有真性情,然后可以行礼”来释“礼后”,可以说十分恰当独到。所谓“真性情”,即是根之于心、流露于外的仁心、仁性。由此可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对于礼的优先性和决定性的地位,的确是无可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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