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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知识谱系的转换──中国哲学史研究范例论析  
发布时间: 2003-9-11  作者:陈少明  
论文提要

本文以胡适、冯友兰及侯外庐的学术成果为范例,分析“中国哲学史”学科形成的原因以及影响其发展过程的某些重要特征。整个论述表明,正是近代西学的冲击,激起中国学人重估传统价值的热情,从而使哲学史研究成为达致这种思想努力的问学途径,同时也导致对传统学术谱系的重新改写。胡适的哲学史编纂,就是他对传统做翻案文章的一种实践,其汉学根底和经验主义倾向,导致其成果具有显著的史学性格而缺乏哲学意蕴。冯友兰相反,他自觉站在“正统派”的立场上,重视宋明义理之学,且引西方理性主义为同道,其努力具有从观念系统上重建传统价值的意义。而以侯外庐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政治观点虽与胡适不同,但由于两者共同分享着“五四”反传统,重科学的思想资源,故双方对研究对象的褒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不过,侯氏一派将哲学史纳入社会史解释框架中,叙述更系统,意识形态功能更强。作者借鉴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揭示出“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内在解释”与“外在解释”两种方法,指出“外在解释”主要导向思想史成果,而对哲学史的建设来说,则应加强“内在解释”的工作。

一、“哲学史”这学问

中国哲学史现在是很堂皇的学术殿堂,但那是在不足一百年的时间内构筑起来的工程。在它的奠基者那里,情形可不是这样确定,连是否有其坚实的地基,都是需要勘察的问题。因为传统只有经史子集,或词章、义理、考据及经世的划分,就是没有叫做“哲学”这样的东西。比较与之相邻的史学或哲学就知道,哲学史所处的位置,开始是有些尴尬的。史学在传统就是显学,现代继续存在史学,自然不是问题;哲学过去即使没有,但可学社会学、人类学,直接从西学中引进。但如果本来就没有哲学,而有人竟要来写哲学史,在另一些人看来,那就有点是无稽之谈了。对于这种“无中生有”、“强为之容”的现象,必须从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背景来理解。

胡适、冯友兰在本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有关论著影响最大,可以看作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看看他们如何为“中国哲学史”正名也许能说明些问题。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导言中先为哲学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中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包括的门类有: 

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依此,“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便成了哲学史。”(1)他的哲学史目的有三个,即明变、求因和评判。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绪论中开篇即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要了解其意义,不能靠一个定义,而是要知道其一般的内容。希腊人把哲学分成物理学(Physics)、伦理学(Ethics)与论理学(Logic)三大部,柏拉图以后一般又分为下列三大部:

宇宙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世界之道理”(A Theory of World ),

人生论──目的在求一“对于人生之道理”(A Theory of Life ),

知识论──目的在求一“对于知识之道理”(A Theory of Knowledge )。

接着,他又分别把宇宙论分为本体论(Ontology )与“宇宙论”(Cosmology ),人生论分为心理学与伦理学政治社会哲学,知识论分为“知识论”(Epistemology)与论理学各两部分。哲学史便是对于历史上出现的上述类型思想的整理。(2)

胡、冯二氏对哲学界定的宽严并不一样,对哲学问题关注的焦点也不一样,胡着重的是“怎么样”,冯则是“什么”。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以西学为衡量中学的尺度。胡适说:“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奢望,在于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要使他们各成有头绪条理的学说。我所用的比较参证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3)不过,为何要用西方哲学作为整理、评判中国思想学术的工具,而不是反过来?这个问题胡适没明说,也许他认为是自明的。 冯友兰则这样回答:

吾人本亦可以中国所谓义理之学为主体,而作中国义理之学史。并可就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义理之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以成就一西洋义理之学史。就原则上言,此本无不可之处。不过就事实言,则近代学问,起于西洋,科学其尤著者。指中国或西洋历史上各种学问之某部分:而谓为义理之学,则其在近代学问中之地位,与其与各种近代学问之关系,未易知也。若指而谓哲学,则无此困难。此所以近来只有中国哲学史之作,而无西洋义理之学史之作也。(4)

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学术纳入现代西方文化体系的框架中来理解。金岳霖说:“以欧洲的哲学问题为普遍的哲学问题当然有武断的地方,但是这种趋势不容易中止。”(5)这不是学理的裁判,而是历史情势造成的问题。它是近代中西接触以来,西方势力有效扩张所导致的。读读严复在上个世纪末那些中西比较的文章,尤其是那篇《救亡决论》,就知日后的所谓“会通”中,西学主宰中学已成定局。在激于时势,愤而指斥中学的“无实”、“无用”之后,严复说:“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为之‘学’。”“是故取西学之规矩法戒,以绳吾‘学’,则凡中国之所有,举不得‘学’名,吾所有者以彼法观之,特阅历知解积而存焉,如散钱,如委积。”(6)事实上,多数中国人所了解的“各种近代学问”,就社会科学而言,基础是严复所翻译的八大名著所奠定的,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法、社会、以及逻辑诸学科,有力地影响了以后的学科观念。即使象王国维,前期研究哲学,要“论性”、“释理”、“原命”,也无不拿西洋哲学为分析、评判框架。只不过他喜欢的西洋对象与严复不一样而已。而严复着力推介的进化论、经验主义及归纳法,直接影响了胡适。胡适关于哲学史的界定有两个关键词:根本与方法。他用西方哲学框架剪裁中国学术,实则是承严复的思想脉络,从根本上重估中国文化体系的尝试。

如果不是重估或重构传统价

值体系的潜在要求,中国古代学术也非必借助西方哲学整理不可。远的如黄宗羲等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就是“义理之学史” 。近的如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不参照西学,叙述也自成一系统。其晚年完成的《朱子新学案》,也沿用传统的学案体,避免用西哲概念。他是自觉的:

哲学一名词,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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