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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时间:2006-11-26栏目:哲学理论论文

回顾与前瞻——关于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  
发布时间: 2003-11-27  作者:李德顺  
   在世纪之交和千年之交,我们的哲学承担着“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不仅要总结20世纪的(中国)哲学,而且要用哲学来总结(中国的)20世纪,以便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更自觉地把握未来的走向。 

    一、新中国哲学50年的历程与启示 

    一般说来,哲学的发展和命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主要因素:一个是它的客观基础和外部环境,即哲学与社会、实践、历史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愈是合理而充分,那么哲学的发展繁荣也就愈是能够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和保证;另一个是它的主观条件和内部机制,即哲学研究方式的活力和哲学自身的逻辑力量。哲学的研究方式愈有活力,哲学自身的发展逻辑愈是得到遵循,那么哲学就愈是能够在现实生活中为自己开辟出前进的道路。 

    所以,我们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前瞻,就不能不首先着眼于它的现实历史进程。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了“新中国哲学50年”大型学术研讨活动,对此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大家认为,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哲学在整个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为理解哲学的历史状况和命运,提供了一条最重要、最可靠的线索。50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同新中国的整个事业一道,经过了曲折前进的历程。 

    建国初期,我国面临着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方面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组织人民投入新制度建设的艰巨任务。与这一形势相联系,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则有一个清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马克思主义,确立无产阶级思想主导地位的斗争。当时在哲学上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就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方面。后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不断推进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逐步展开,哲学界也进行了多方面的热烈讨论,比如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综合经济基础论”)、关于过渡时期两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等一系列讨论。尽管当时的讨论还不很充分,学术争鸣的方式还很不完善,甚至有所偏颇,因此效果也不够理想。但是在今天看来,这些讨论所提出的一些问题本身是有积极意义的。它们反映了哲学对现实的关切与思考,也反映出学术界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热情和积极性。 

    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复杂化,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进一步显露出来。许多重大的现实问题、思想问题和决策问题,在一次次的哲学讨论中,以理论的形态得到一定表现。比如哲学界围绕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的发表,开展了关于两类矛盾问题、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等问题的热烈讨论,活跃了学术气氛,取得了一定效果。后来又进行了逻辑学、美学和生物遗传学等问题的讨论,开展了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等争论。在今天看来,这一时期大部分讨论的实质,都与邓小平后来所指出的,要面对现实弄清楚两个“根本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关。其意义在于要从根本上为回答上述问题探索一定的哲学基础。 

    总的说来,这些讨论对于促进哲学研究的深化,加强理论与现实的联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完全弄清楚”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党内出现了“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使有些讨论脱离了应有的科学轨道,科学的理性精神受到了轻视,因而没有能够得到应有的收获。但是,理论上没有解决的问题,在现实中却不会消失,仍然要表现出来。理论上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在实践中必然带来失误甚至重大失误。 

    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在“文革”中,机械教条的僵化思维发展到了极点,以至于“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不仅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给哲学和整个精神文明带来了严重的摧残,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反面的哲学典型。当时流行的 “顶峰论”和“绝对真理论”、“斗争哲学”、“反生产力论”等,公然蔑视科学真理、宣扬现代迷信。它们完全脱离了人民群众,根本违背实践的规律,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反理性的,是哲学领域里的大倒退。因此它们也必然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破产。而在最终战胜“四人帮”极左思潮、拯救人民事业的斗争中,正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和坚定信念,才找到了制胜的精神武器。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开展的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思想解放,为使国家进入一个新的飞跃发展时期,作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先导,也是我们的哲学向新高度发展繁荣的起点。此后 20多年来,广大哲学工作者珍惜和继续这一份光荣,密切关注当代世界和中国实践的发展,注意辨别各种社会思潮,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新问题,形成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新思想,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如:实践的哲学意义、价值和价值观念、社会哲学和社会发展理论、经济哲学和经济伦理、人的问题研究、生态环境理论、当代文化比较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西方最新哲学流派研究等。这20年中,取得新成果的总量超过了已往的30年,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哲学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局面。各种迹象表明,由哲学呼唤来的思想解放的春天,也为哲学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大好的时机和更大的生机。 

    当然,哲学的发展并不仅仅是哲学界自己的事情。在更广泛更切实的生活实践领域中,更应该看到哲学思想产生的深厚土壤。其中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了多年的实践、奋斗和探索,我国党和人民终于得到了这个时代重大宝贵的思想理论收获,这就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杰出成就,邓小平理论凝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宝贵历史经验和高度智慧,它不仅是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见解,也不仅代表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发展的新高度,而且它所显示的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深刻思想、理论、智慧和勇气,也在多方面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新理解、新应用,并且与当代人类文明优秀的新成果、新风格、新语言相通,与走在时代前沿

的思维方式相通。在考察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时,无疑应该把邓小平理论看作是最重要的代表。 

    回顾这50年可以清楚地看到,哲学并不是停留在书斋和头脑里的学问,它是与社会生活实践、与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科学。因此哲学不可能在脱离了人类的现实命运之外得到生存和发展。具体说来,哲学不可能完全脱离政治,政治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哲学。问题往往在于,是什么样的哲学与什么样的政治相联系?对于这一点,哲学和政治都有自己的权力和责任。对此我们有丰富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和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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